视点·观察|漫长的诉讼与拿不到的赔偿骑手为谁打工( 七 )_漫长的诉讼与拿不到的赔偿|骑

佟丽华希望，外卖骑手面临的问题也能尽快通过类似的方式得以解决。“最快的方式就是最高法出台指导意见，对以外卖骑手问题为代表的灵活用工新形式进行界定。随后可以再逐步立法，慢慢完善。”
“这还能解决各地法院判决不一致的问题。”佟丽华向采访人员解释，中国虽然只有一部劳动法，但这是一部地域性很强的法律，各地在具体执行时，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例如有的地方的劳动者在遭遇意外伤害时，可以同时得到工伤赔偿和肇事人民事赔偿，有的地方则不能。
在骑手问题上，各地法院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致诚的调研显示，不同地区对专送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率相距悬殊：在北京、广东等地，劳动关系认定率较高，超过90%，而在天津、陕西，这个数字只有23%、42% 。此外，劳动关系认定率低的地区，有些是专送骑手劳动权益案件数量较多、外包公司的注册地集中的地方。
徐淼加入致诚后一直在参与邵新银一案的工作。她常常想，如果换作北京的法院，也许结果会不一样。联想到“劳动仲裁败诉方才能去法院起诉”的规定，以及迪亚斯公司在北京输掉劳动仲裁后立刻到重庆的法院起诉，她意识到，当邵新银在北京兴高采烈地拿到劳动仲裁胜诉裁决的那一刻，他的失败已经注定了。
随手一勾或“同意”意味着什么
从外卖平台直接雇用骑手，到一层、两层乃至更多层转包，平台将骑手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逐步剥离。在这个过程中，专送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率从最初的100%降低至约50%，外卖平台的劳动关系认定率低于1%，担责率低于15%，中间平台也通过层层外包将劳动关系认定率从81.62%降低至46.89% 。
然而，徐淼在调研中发现，外包并不是终点，还有大量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具体操作是，平台与灵活用工平台合作，由灵活用工平台将专送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让专送骑手以个体工商户名义与灵活用工平台签订承揽协议。
“当骑手成为个体工商户后，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徐淼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与外卖平台或中间平台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类似承揽关系或合作关系，法院可能不再将其视为劳动者，而是平台的合作方。”
当一个骑手成为个体工商户，在某些法院的判决中，他作为“劳动者”的身份就被剥夺了。公司可以光明正大地不为其缴纳社保，购买保险，规避了用工风险，其工资支出还会变为费用成本，可作为进项抵扣，降低税务成本。但在事实上，成为个体工商户并没有使骑手拥有更自由的劳动状态，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强度也没有丝毫变化。他们中有的对此并不知情，更多的并不清楚自己随手打的勾或是“同意”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