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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恶|周濂x何怀宏x刘玮x何家弘：我们该如何讨论善与恶？( 六 )


人类还有未来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很难把它拉成叹号，因为这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我自己在若干篇文章和公开演讲当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就是要用政治去锁死科技。
如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足以让大多数人过上相对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当然，我们难免会遭遇一些难以承受的身体疾病和痛苦，但这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必须要学会跟这些痛苦共存。
过去这几百年里，包括最近加速发展的这几十年来，人类好像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到一种极乐世界，尽可能地避免任何意义上的痛苦——无论是借助于政治的设计，还是科技的进步，人类都要把痛苦极小化，要把快乐极大化。这种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真正实现的话，那就与人生的真义是背道而驰。
善恶|周濂x何怀宏x刘玮x何家弘：我们该如何讨论善与恶？
文章插图
周濂
何家弘：咱们学生都有感觉，当年在高考时觉得，考上人大就会很幸福，能考上北大就更幸福了。但是，当你真正考入人大、北大，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幸福。你再读个硕士、博士也还是一样。假如我能挣1000万，我感觉就会幸福，实际上，当你真有1000万的时候，你还想要1个亿或者10个亿。所以，当你一旦得到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幸福了。幸福在于过程，尽管有磨难，但我们在追求中能享受那种意义感。
幸福的很大一部分是成就感，记得一个美国哲学家说过，“What you are？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you are not what others think you are，you are what you think others think you are”.“你不是你认为所是，你不是别人认为你所是，你是认为别人认为你所是”。这讲的是社会行为标准对个人行为的塑造。
英国《金融时报》有差不多一整版对我的专访，谈的就是我的两顶帽子：既是法学家，又是文学家。我会开玩笑说：I'm not only a jurist but also a novelist，so I would have some novel ideas about the law。这里面的novel是双关语，一个是小说，另一个就是“新颖”。
写小说时，我总在思考性善性恶，用文学的方法去思维。我觉得人性中既有善缘，也有恶端。在社会中，真正的好人很少，但是真正的坏人也很少。年轻的时候，大家觉得都是好人多，后来大家又感叹说，社会上好人怎么越来越少，往周围一看都是坏人多。作为个体，你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要竞争；但作为群体的一员，要生存就要利他、利群，最典型的就是母爱，这是一种天性。
有时候，做善事也是为你自己，虽然行为本身是利他的、利群的，但你会获得一种内心的满足，或者一种安宁。如果中国社会能逐渐形成大家都以做善事为乐的氛围，上行下效，这是很好的事情。要改善社会氛围，需要好的社会环境，法律在其中起很大的作用。哲学和伦理学是一种行为导向，法律则有惩善扬恶的功能，我们需要双管齐下。
刘玮：刚才周濂提到，用政治来锁死科技；何家弘说，用法律去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那伦理学能在这里面做什么呢？何怀宏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怀宏：伦理学主要靠的是个人的内心信念和社会的舆论起作用，另外还要努力寻求某些共识。有时候，这可能是残存的共识，人们很不容易凝聚共识。我同意何家弘所说的，你要重新凝聚共识的话，就不能太高调。足球道德要求太高调，球就没办法踢了。我也特别同意周濂讲的，做任何事情就是要考虑政治，政治有一种关键的杠杆作用。
我们可以说，首先，物质是基础。没有物质，我们就无法吃饭穿衣，没办法做其他的事情。其次，价值是主导，我们追求什么。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你的追求，但是我们一定会比不追求时会得到的更多。最后，政治是关键，政治是直接和权力打交道的。后面还有合法的暴力，它确实往往是改变事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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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现实，又能撑开一些微小空间
刘玮：我们回到这场对话的意义，这本书谈了伦理、善恶、幸福，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种真正的理性的、实质性的对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反思，对于推进社会的变革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教育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几位老师肯定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能否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何怀宏：我没有对教育做过什么专门的研究。只是说一点：教育的政策需要谨慎，要考虑人性、国情、民情，考虑人们可能的反应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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