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周濂x何怀宏x刘玮x何家弘：我们该如何讨论善与恶？( 三 )
我举一个例子，以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谈过，十几年前河南有一个农村家庭，父亲早亡，母亲拉扯两个儿子长大，很辛苦。后来，哥哥学习很好，上了高中，毕业后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弟弟的学习不是太好，在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但是他很顾家，所以他就回家干活，挣钱养家。哥哥考上名牌大学，这是村里人的骄傲，家里人也高兴。但是，他们家出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要交9000块钱的学费。家里没这些钱，母亲说去借。哥哥还有点犹豫说，要不然我还是回家干活挣钱得了。弟弟说，你去好好上学读书，这个钱我来挣。
哥哥去上学，弟弟就到县城的一家公司做勤杂工。有一天傍晚快下班的时候，一个业务员急匆匆地回到办公室，把一个信封放到抽屉里就走了。弟弟当时感觉信封里有钱，等办公室里没有人了，他禁不住诱惑就打开看看。结果，他看到厚厚的一沓钱，经过再三考虑后，他把钱给拿走了。第二天早上，他跟领导说，我家里有事，要请几天假。当然，公司很快就知道了这事并报案了。在公安局介入后，警察发现他有重大嫌疑，但人去向不明，侦查人员分析，他可能去上海找他哥哥了。所以公安就到了上海。他哥哥开始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公安机关人员对他进行了说服，学校领导也给他做工作，哥哥后来就讲，弟弟确实给他送了9000块钱，说是借的。在哥哥的帮助下，公安把他弟弟抓捕归案。
后来，我看法庭审判的画面非常有感触，弟弟低头不语，哥哥呆若木鸡，母亲痛哭流涕。为什么会这样？弟弟的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哥哥的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我们法律应该怎么来做出判断？
何怀宏：何家弘给出了一个现实的难题。很凑巧，这个例子正好是我在《伦理学是什么》里面引用过的，我做过一些分析，曾借此来引出道德的概念以及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我对现代伦理的主张更接近于法律和政治哲学的内容。我的感觉是，道德形而上学容易趋于高调，但可能离现实比较远。
我比较认同伦理规范是接近于最基本的法律规范的，但是法律和道德也还有些不一样。在弟弟偷钱为哥哥上大学这事上，我们会在道德上给予弟弟相当的同情；但从法律上来说，盗窃就是盗窃。这两者之间是有张力的。
我们经常说，各大宗教的基本戒律是一样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和道德规范也是一样的，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强暴、不可盗窃和欺诈等。但是，道德评价和法律规范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道德确实会考虑人和人的处境、社会和制度的环境。为什么哥哥上不了大学？这是经济上的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因素造成的。道德规范应该是更广泛的。道德不仅仅针对行为，也包括动机和背后的环境。
当然，它们起作用的手段也不一样。法律依据的是刑罪相应——它主要是靠硬邦邦的规则，其后面是合法的暴力机器。而道德基本上是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来起作用。不过，它们也有相通的地方。我们说法律有良法、恶法。法律必须要有一个道德基础才能够有效地执行。大家都听过一句名言，不被尊重的法律比没有法律更糟糕。我们内心会给予良法尊重。而遵守社会规则仅仅靠道德的力量也是不够的。这是道德和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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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
何家弘：何怀宏教授讲得很好。虽然从动机方面讲，弟弟情有可原，但是盗窃就是盗窃。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说，弟弟的行为我们很好界定——这是盗窃行为。其实，比较难以界定的是哥哥的行为——哥哥帮助警察把他弟弟给抓起来了，这种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
法律有善法、恶法，这就涉及到我们制定法律规则的时候，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面对犯罪行为，我们要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唐朝法律就规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为罪。法律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要平衡不同利益和价值，要能够“strike the balance”。
但是，具体到制定每个规则的时候，法律的制定者所考虑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些年，我们法律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不应该确立这种相隐的规则？或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应不应该有证言特免权？很多国家有证言特免权的规则，比如夫妻之间就有证言特免权，律师、采访人员和医生也有证言特免权。咱们国家从2001年开始讨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强调，被告人的配偶或者父母、子女可以不出庭作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证言特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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