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周濂x何怀宏x刘玮x何家弘：我们该如何讨论善与恶？( 二 )
一个独立的个人满足自身的欲望就是善——就像我们说善待自己，这种善并不能作为一个社会和群体的标准。一般来说，利他是善，利群是善，利己不一定是恶，但不是善。这个标准还是太过抽象。不同的群体对善和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群体有自身的利益，他们是会互相冲突的。
除了法学家和小说家之外，我还在国际足联担任道德委员会的委员。有人会问，足球有道德吗？足球本身不是一种很高尚的体育运动，若太讲道德可能就没法玩了。但是，就像何怀宏说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足球里的一些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在绿茵场上是被允许的，但这需要底线。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其实不负责管运动员是否踢假球、裁判员究竟有没有吹黑哨——那是纪律委员会要做的事。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反腐败——查办国际足联和各国足协官员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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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
周濂：我研究政治哲学，同时也做伦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何怀宏说，”好“（good）就是我们追求喜欢的东西。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第一句是“这件事情是好的，所以我想要去做它”，第二句是“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我应该去做它”。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做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了很强大的内驱力。我有欲望去实现它，但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反过来说，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对（正当）与好（善）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张力，它们是伦理学中很重要的一对概念。
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伦理学跟政治哲学的一个概念区分。伦理学追问的是“我如何能够过上一种幸福的人生？”这里的关键词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以及“幸福”。政治哲学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这里的关键词是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而且首先追问的是“对”或者“正当”，而不是“好”或者“幸福”。政治哲学要在规范性的意义上追问“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于是，这就出现了幸福与正义之间的张力。我个人认为，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幸福，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正义。当然，我们是谁？我们因为什么而成为我们？这又是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
接着何怀宏的观点往下说，过去100多年来塑造中国和西方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何老师认为是平等。我认同这个看法。回想一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有一种思潮：我们应该追求政治上的平等——每一个个体，无论贵贱贫富，都有平等的权利去表达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想法，去伸张个体的利益。与此同时，另外一种思潮则追求经济意义上的平等。当然，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平等最终还是会反映为政治上的平等。进一步来说，在追求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过程中，最终会导致在整个社会观念上，我们把追求平等当作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和价值。
今天我们发现，平等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毛细血管当中。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们都在追求更进一步的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和阶级平等。但是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托克维尔早在180年前就针对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提出了自己的忧思。他认为，在一个等级制度深入人心的社会，再大的平等人们也会视而不见。反之，在一个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再小的不平等人们也会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毋庸置疑，平等是一个好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处于一种追求平等的加速过程中，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最后我想接着何家弘的话说一句，他刚才谈到善恶的标准，对于伦理学和哲学的研究者来说，我们可以相对安心地驻留在“非善非恶”或“亦善亦恶”的灰色地带，进行所谓的哲学上的玄思，让对话和思考无尽地进行下去。但对于法学工作者和实践来说，他们必须要做出善恶的判断。这种当下的判断是非常艰难的一种实践。
2
面对犯罪行为，
我们要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
刘玮：何家弘老师能不能接着周濂老师谈到的话题说一说：法学工作者对于善恶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它是道德的底线吗，就像何怀宏老师提到的底线伦理？
何家弘：法律不是一个很高的社会性行为标准。我们平常说，“法眼看人低”。从法律来讲，这里的“人”都是社会上道德不是特高尚的人，所以我们才需要制定这些规则。如果一个社会中，个体成员都是非常高尚的，那我们大概不需要法律。我们有了伦理的导向，人们会把社会关系处理得很好。但在现实的案件中，我有时候却会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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