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观察 被算法监控的打工人

2020年12月中旬的上海,寒流初至 。西北季风穿过街巷,催行人裹紧大衣 。夜晚11点半,徐汇区漕宝路一家大型民营建筑工程公司门前,十余个行色匆匆的身影依次用工卡刷开门禁 。一行人分两部电梯上楼,方才还谈笑风生,此时却集体沉默 。一个年轻人试图接续此前的“内部笑话”,却被同事用严厉目光制止 。
“电梯的摄像头和OA系统关联,还有录音设备,”步出电梯后,资历较深的高级工程师傅程低语,“这事本来保密,但人力一位离职的兄弟偷偷告诉了我 。”
这群人夜晚来到公司是为了加班,但这并非是领导督促,也不是自愿 。
“我们员工系统的任务节点到了” 。傅程说:“系统在14号突然出了个行动项,要求16号前必须完成,只好争分夺秒 。”
这个“行动项”亦非上级安排,而是由办公系统自动生成,并直接下发给员工 。若不能按期完成,所涉员工当月绩效“将减少30%以上” 。
这个办公系统内部叫做“智能任务分配系统”,由该公司委托上海一家信息科技公司开发 。开发方声称,这套系统针对建筑工程类企业“项目制”特点开发,拥有强大的机器学习程序,能按照工程各环节时间节点自动将任务分配到室组,还能通过连接公司各处的摄像头及打卡器“提升员工工作效率” 。
但一线员工被系统管理的感受并没有那么美好,普遍反应,系统“不考虑人的感受” 。
“原本不需要加班的强制安排加班,甚至明明没啥事,周末也被强制来打卡,否则就要扣绩效 。”傅程开始不理解这种“愚蠢”的算法设置,但后来他觉得自己想明白了点:“可能是领导鼓励加班奉献吧 。自己不好直接说,借着机器告诉我们 。”
因认为一些工作计划“不合理”,有人找领导反映情况 。但得到的回复是,系统的安排确实有问题,但仍建议他们加班完成任务 。因为走公司正常流程“申诉”耗费时间长,且有很大可能“败诉” 。
傅程们的遭遇绝非个例 。
《2020年中国企业采购数字化管理调研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数字化采购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70.8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112.4亿元,市场增速也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预计2022年市场规模将超200亿元 。
在现实层面,越来越多的数字化管理手段进入企业 。最普通的场景是,使用OA系统(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系统,下称OA)完成对员工考勤和工作量的全面监控 。数据分析师甚至可以根据企业需求编写算法,接管了管理者的决策权乃至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
“这是泰勒制科学化管理的现代版诠释,把管理法则完全工程化,”互联网观察人士赵熠表示,“但也会衍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企业管理模式和机制的嬗变,成本多数要下沉到一线管理者及员工身上 。”
对企业来说,将管理流程通过算法实施,无疑更高效精准,也能够降低管理成本;但对于一线的普通员工而言,则别有一番风味——这张数据大网密不透风,令人无处可逃,原本的工作方式和节奏被改变 。
“一些我们熟悉的东西,渐渐变得陌生了 。”一位白领感叹 。
失落的主管
按照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当一项新任务被分到某个部门时,部门主管会将任务分解为一个个可以落实到个人的行动项,随后安排员工执行 。此外,部门主管还需要对部门人员招聘、日程制定和绩效考核最终“拍板” 。
在这个流程闭环中,作为管理中坚的部门主管某种程度上对员工有“生杀大权”,拥有绝对权威 。
当数字化管理手段开始介入后,主管们发现自身“权威”正遭受挑战 。
自2020年以来,吴浩发现,自己的职场生涯进入“瓶颈期”:他在员工中的存在感正不断降低 。
吴浩是无锡一家外资电子设备制造公司的车间主管,他习惯了公司12小时两班轮班制 。每天清晨7:30,他准时到车间检查生产进度,配合技术员完成产品品控,中午12:00前往食堂就餐,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20:00,“向夜班主管移交工作”后,乘坐公司班车回家,“像钟摆一样精准” 。
每年的招工季,吴浩对分配到自己车间的员工有最终决定权 。日常工作中,他还负责车间员工的日常管理、指导、培训及评估,“日常工作任务和绩效都由我决定 。”
以往,总会有老家亲戚找到他,央求其将自家孩子招入车间,也有工人和技术员偷偷请求在绩效考核和请假上“给予方便” 。这些,都让这位西北汉子“有种成就感,工作起来更卖力” 。
2019年,吴浩的职场地基突然崩塌:公司开始引入全智能员工管理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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