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下):全球公共物品( 四 )


在一篇批判性社会学技术研究的开山文本中 , 有对技术发展进行足够复杂和差异化理解的深入尝试 。 布赖恩·韦恩在他的文章《不受控的技术》中观察到 , 信赖地去使用技术的前提是 , 必须要将它置于情境背景中考虑 , 他将这种过程称作适应情境的常态化(kontextualisierende Normalisierung) 。[2] 如果人们严肃看待这个论点 , 会看到在这种常态化实践对原有的正式规则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偏离 。 这种偏离 , 如韦恩所说 , 一方面为日常生产的顺利运转建立了基础 , 另一方面 , 如果出现事故 , 它也可以为可能的错误来源和事故原因做出解释 。 但是 , 在技术日常化的过程中 , 这种偏离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责任 , 并且成长为平行于原有标准规则的一种 , “即使是高素质的人员对此也不再质疑 。 ……此过程的结果是专家的平民化(Laifizierung)” 。[3] 如果现在将这些观察用于适应情境的常态化 , 并将它们应用于所使用的新冠技术 , 有两个方面在当下会很突出:首先 , 很明显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或者说新的时间性 。 基于打破传染链的遏制疫情的目标很显然正处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 , 因此从一开始某些形式的情景化和适应就受到了阻碍 。 其次 , 人工 [4]与数字化接触追踪的特点是 , 它们还(必须)使用非常狭义的用户概念 。 1970年代医学话语中已经有了对合规性(compliance)或制度忠诚度的描述 , 它描写了所使用技术(例如药物)的整体趋势 , 即它只有在与足够积极或能承担责任的(responsibilisiert)主体相关联时才有效(或者有良好的效果) 。
新冠预警应用程序将用户或信息接收者当做非常冷漠的消费者 , 他们一点也不需要有软件或硬件相关的知识 , 而该手机App的核心功能在于 , 可以发布自己的新冠诊断报告 , 也可以将“低风险”和“高风险”用日常行为表现出来 。 这种情况下专家们认为主要涉及到的是那些有最大安全性和效率的技术 , 他们承诺能完全摆脱个人的日常行为的不确定性 , 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靠性的影响 。 用韦恩的话说 , 这些技术的特点是 , 它们不同于适应情境的常态化的各种方式 , 并且预防自己不受其影响 。 进行设计的专家与被动接受的外行之间的分界线在技术中且被技术强烈拉扯着 。 这种分界线的强力拉扯效应此时也体现在一个比较强的逆反应里 , 那就是在App的使用中没有一个灰色区域或中间地带 , 个人态度只能通过两极化的模式进行表达 , 即认可(使用)或拒绝(不使用) 。
在另一篇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技术社会学文章中 , 作者玛丽安·德莱特(Marianne de Laet)和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像布赖恩·韦恩一样 , 致力于研究科技在日常运用中的条件 。 然而与韦恩不同的是 , 两位作者以所谓的技术转移为背景讨论了“津巴布韦布什泵”(Zimbabwe Bush Pump) , 它讲述了一种情形 , 即一项技术被安装在与其制造环境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 为了能够描述泵与其使用情境的异质性关系范围 , 两位作者建议从流动性技术方面进行讨论 。 泵的设计和性质的特点是 , 以其内嵌的技术和社会标准举例来说 , 它们既不要求也不认为有必要去严格区分专家和外行 。 该泵可以通过设计的开放性弥合和填补某些方面的空白 , 例如国家供水基础设施或维护和维修专业知识上的不足 。 2020年4月 , 大约在第一次封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 持续的大流行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 , 即便不能打破专家与外行之间的严格区分 , 也有可能稍微软化这个界限 。 当德国官方病毒学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 , 缩写RKI)还没有提出需要日常戴口罩的时候 , 这项日后流行的技术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被作为社区资助项目开展了 。 官方忙于证明很难通过科学研究来证实日常口罩的实际效用 [5] , 而可能是基于日常经验的缘故 , 戴日常口罩能够减少传播和感染的风险的观点已经在民众中广为传播 。 资源供应危机引发了很多医学外行积极参与抗击流行病 , 这使口罩更应被归于流动性技术的领域 。 软性技术或流动性技术面对其环境和用户有着更大的开放性 , 可以在接下去的发展中更有力地调解斡旋在“理性”与“非理性”人群(见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以及专家与外行之间 。 这种对比能清楚地表明 , 新冠App和未来疫苗的投入使用大概会是在形形色色的技术/环境交互的另一端进行的 。 因为疫苗接种被认为具有最大的潜力和有效性 , 它是一种硬技术 , 可以最有效地与使用者和接收者的“不守规矩”(unrulyness)脱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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