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带着一丝讽刺意味地说 ， 新冠危机中的危机性体现在 ， 尽管拨打新冠预警App热线电话的人非常多 ， 但它——和普通类似信息设备的运行情况比——还是有着很不错的接通率的 。 而热线电话的使用也表明 ， 大量App用户正试图去了解数字化黑匣子（Black Box） 。 这种打开黑匣子（unblack-boxing）的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一般功能以及可能的改进方法的兴趣 ， 类似于通过使用人力的接触追踪工具去打开社交网络的黑匣子 。 数字化接触追踪与人工接触追踪的共同点是 ， 它们只在非常初级的参与范围内运作 ， 且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严格遵守规定路径的基础上 。
事实上 ， 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个观察过程中可能有一个疑问 ， 硬技术与独裁／技术治理的专家文化相互支持的框架是否更像是在危机时期职能机构的主要论调？或者说这应该被视为公共机构的弱点或是普遍的危机性？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情况下 ， 这里提供的概述旨在阐明技术在全球新冠危机期间的作用 ， 这一作用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和技术指标 。 很明显 ， 如果人们对硬技术和软技术结合的态度更加开放 ， 就可以更可长远持续地应对危机 。 但如果这没能实现 ， 随着大流行的发展 ， 在更严格的法规下和人们更强烈的反对的碰撞中会出现新的（或已经实际存在的）机构危机 。
注释：
[1] 本文篇幅简短 ， 就只能把关注点放在经验上 。除了Corona-Warn-App外 ， 本文论点也可适用于人工接触追踪、新冠诊断和部分的疫苗开发 。
[2] Brian Wynne: Unruly Technology: Practical Rules, Impractical Discourses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8 (1988), Heft 1, S. 147–167.
[3] J?rg Potthast: Technik als Experiment, Technikforschung als Kritik? Eine Zwischenbilanz, in: Technical University Technology Studies: Working Papers 3 (2013), S. 8.
[4] 在德国被称为“疫情控制侦察员”（Containment Scouts）的接触追踪人员的参与同样相当缓慢 ， 他们主要受雇于人手不足的卫生部门 。 在国际上 ， 这项活动被称为“接触追踪”（contact tracing） ， 近年来已被用于抗击埃博拉 ， 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 。 在德国大流行初期就为此招募了医学和健康科学专业的学生 。 然而直到10月初 ， 当接触追踪按照预估的资源数量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才使用了联邦国防军人 。 对比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招募了约9000名接触追踪人员 ， 直到9月德国各地才部署了约500名疫情控制侦察员 。
[5] 虽然RKI公开建议不用使用日常口罩的理由是 ， 这可能会使某些疫情相关职业群体手中的口罩被抢买走 ， 但保持外行和专家之间的相对比例在这里也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 建议同时强调了戴口罩会带来危险 ， 以及无论何时都根本不能指望医疗上的外行 。 事后RKI将这一态度解释为技术治理的傲慢 ， 不仅仅是针对医疗外行 ， 更重要的是针对其他地区（例如亚洲许多地方）已经建立的一些（成功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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