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之前我们讨论过的那样【link：平台拒止：该用户不在服务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0902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助理教授让―克里斯托夫·普兰汀（Jean-Christophe Plantin）曾经用谷歌和脸书的例子阐明了在大洋彼岸 ， 私有平台企业是如何逐步成为当代生活的基础设施的——对西方的公众来说 ， 谷歌和脸书变成了像水、电、煤一样的日常所需 ， 不可或缺 。 2021年中国互联网巨型平台全面崩塌 ， 其影响力涉及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 几乎无所不包 ，正是平台“基础设施化” 在此时此地的显现 。
然而 ， 正如在第一点里我们所讨论的那样 ， 大部分平台的当前生存模式 ， 仍然是商品化；一旦平台变成“基础设施” ， 其逐利模式会试图将之前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社会领域卷入商品化的浪潮 。 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最近的教育平台治理 。 回到本文开头：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语境下 ， “九年制义务教育” 有其非常重要的政治含义——平台把“义务教育”替换为舶来的“K-12” ， 遮蔽的这是这一阶段基础教育的公共性 。
而将公共教育作为“基础设施”保护起来 ， 屏蔽在风险资本 ， 市场逻辑 ， 和商品化的浪潮之外 ， 是教育平台治理的第一步 。
每一年秋天 ， 在一间以科技闻名的大学 ， 教一门批判性的社会学课程 ， 我一直战战兢兢不敢过于“批判”——总想着平衡一点 ， 间歇性地也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优点一二三四五 。
直到去年的一节课上 ， 一名曾经的微软员工公开发问：这门课名叫“AI社会学” ， 为什么我们不能多谈谈资本肆虐、劳工剥削、性别种族阶级歧视、地缘政治、虚假信息、隐私监控和平台审查？开发各种超级算法真的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吗？还是它以另外一种所谓的“高科技”的形式加深了这些问题？
一个时代过去了 。
1944年 ， 奥地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写下了一代名著《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其中有一段经典的关于“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的论述 ， 在今日的平台时代读来也毫不过时 。
波兰尼说： 在19世纪以前的西欧 ， 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 ， 受到社会的约束 。 之后 ， 由于种种原因 ， 市场脱离了社会的约束 ， 向外不断衍生 ， 这一运动开始破坏原有的社会-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 ， 造成市场逐渐主宰社会各个层面的局面 。 然而 ， 这一运动进行到某个极致之后 ， 又会引发第二波运动 ， 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群体的“反向运动”。 在第二波运动里 ， 社会群体会通过种种方式（包括法律和政策） ， 对市场进行再次干预 ， 重新试图将市场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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