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我对理想主义没有怀疑( 四 )
我要是迎合这种争议的话，从20年前就开始迎合了。那时候，追问时代是对的，应该追问时代。只是现在，很多人觉得这样很奇怪，认为追问时代是不对的。
此外，现在的人也越来越希望追问时代了，舆论场也在发生变化。大家都觉得追问时代不好，《十三邀》的评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高，我没有变化，只是社会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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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上对《十三邀》的评分越来越高。
过去，普通人都认为应该追求知识分子的表达。现在都反对知识分子表达，好像怎么庸俗，怎么反智怎么就好，这是有问题的。当然，我认为知识分子不该那么傲慢。作为公众人物都会被争议的，引起争议是正常的。
硬核读书会：你会不会觉得缺席了微博，就缺席了一种公共生活？在公众视野的某种消失，会让你焦虑吗？
许知远：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欲望。我不喜欢做这样的公共人物，我就喜欢隐藏在书的后面。但现在，莫名其妙地对外界做了更多表达。
过去，我的表达只传播在读书人层面。因为《十三邀》，它打破了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空间，进入了社会很多不同的层面。这也让我卷入到舆论里。
这种卷入，不可避免，我也不太喜欢。我更希望写的书，或者观点被谈论。比如，我和项飙聊的一些问题，大家会重新开始讨论附近是什么。我和许倬云，聊到历史的精准度是什么，这些被公众讨论，我很喜欢。
硬核读书会：你有很多标签，作家、主持人、公共人物、创业者……你怎么去平衡它？每一种平衡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必然带有一定伤害。你觉得有什么被伤害了？
许知远：我最主要还是作家，写作最重要。做其他的事，对我的“伤害”只是部分吧，让时间变少了，但做写作之外的事，对我来说是一种休息，让我理解力增强。
我创业这件事，包括卷入大众舆论的争议，明显让我更理解梁启超。他也做了很多出版公司、杂志，也面临各种人事和组织的事情。他也陷入各种争议，我更能理解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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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撰写了梁启超的传记《青年变革者》。
“每个人都有局限，人的生活必须要去舍弃”
硬核读书会：很多年前，在杂志专访里，你说自己从来不做饭。有没有一种担心，缺乏了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后，反倒对你理解世界、智识来说会构成局限？
许知远：担心。所以，现在我在接受、学习这些具体的经验。在日本的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做饭。过去，我有一种知识的傲慢，觉得具体生活经验不重要。
这些变化，是在40岁左右开始的，到了一定年龄，意识到抽象知识不是唯一的知识，具体的知识也很重要。做饭是非常好的休息和自我锻炼，教你怎么控制火候，控制油盐，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这也和旅行有关系，旅行让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你不能只在书本上，思想观念不能抽象地停留在思想和观念中，它应该和生活有某种关联。
其实每个人都有局限，特别会做菜的人，特别懂生活的人，没有抽象的思考，也是一种局限。
我觉得没有更好和更坏，人的生活必须要舍弃。
硬核读书会：你会羡慕仁科这样的人吗？他的知识和音乐创作，很多来自地方的、附近的，不完全是从文本到文本，更像是自如地生产了。
许知远：我羡慕好多人，我当然也羡慕仁科。他多么自由自在。他没有被那些教育训练所左右。你会羡慕他，但他不是你的样本，不是你的方式。
羡慕，是这个人给了你一些新的理解，但你干吗要成为他人呢？你不需要成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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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科。
硬核读书会：在大学时，你写过一篇《北大小酒馆》的文章，当中指出95级大学生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这之后年轻人为现实而考量。当时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你怀念那个时候吗？
许知远：这是比较武断的说法，年轻人都很武断，都会觉得自己是更为独特的一代人。
当然，确实整个理想主义气息在变弱，二十年来明显地变弱。我偶尔怀念，你说起来时，我就想起来了——干煸四季豆，酸辣土豆丝，几瓶啤酒，很放松，都是同学。那时喝的酒很差，所以不太会喝醉。那时也有很多困惑和迷惘，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
硬核读书会：单读出过一期《新北京人》的杂志。你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你会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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