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 三 )
比冈田更有影响的是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 。 一般而言 ， 在日本 ， 学院派学者是先撰写出版学术专著 ， 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撰写面向大众的通俗著作 。 杉山反其道而行之 ， 他捕捉到内亚研究“转向”的意义 ， 撰写了大量通俗著作 。 在这些通俗著作中 ， 他反复强调两点：第一、“蒙古时代的开端”是世界历史的开始 ， 标志着原有的世界历史框架被颠覆；第二、游牧的、移动的文明高于农耕的、定居的文明 ， 蒙古帝国在征服过程中的暴力是极其有限的 。 这两个观点与上述冈田的观点大体一致 ， 这涉及到究竟谁为首倡者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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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出版的杉山正明著作的中译本
杉山比冈田小近20岁 ， 其师本田实信——日本最早使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研究蒙古史的学者——毕业于东京大学 ， 算是冈田的师兄 。 冈田对暴得大名、获奖甚多的晚辈十分鄙夷 ， 批评杉山只懂波斯文 ， 根本不懂蒙文和满文 ， 其论点窃自自己的研究 。 冈田之妻宫胁更是指责杉山居然在其著作中分不清蒙文中的左和右 ， 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当众质问杉山的著作为何不开列参考文献 。 说来也是 ， 在笔者阅读的杉山的所有通俗著作中 ， 几乎没有一本列出了像样的参考文献 ， 那些内容重复、议论散漫的叙述的“底本”来自何处？读者不甚了了 。 这既不符合学术规范 ， 更与日本学界的习惯背道而驰 。 非但如此 ， 杉山在其唯一的学术论著中也没有附上参考文献 ， 令读者难以了解其研究的实质贡献到底在何处 。
但是 ， 在日本学界 ， 与大红大紫的杉山相比 ， 冈田是一个另类 ， 这要追溯到1960年代冈田挑起的关于达延汗（Dayan Khan）的争论 。 元朝崩溃后 ， 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在达延汗的领导下重新聚合起来 。 如果没有达延汗 ， 就没有后来的蒙古人共同体及国家 ， 达延汗因此被蒙古人称为“中兴之主” 。 “达延汗争论”和上文提到的“新清史”所主张的使用满文史料有关 。 关于达延汗 ， 京都大学教授荻原淳平根据由满文译成汉文的史料进行研究 ， 而满文译自蒙文 ， 译文不免有所差池 ， 自然影响到解读 。 冈田谙熟满文和蒙文 ， 他用激烈的言辞批评对方 ， 强调在研究满人和蒙人的历史时 ， 应该以他们的资料为准 。 冈田得理不让人 ， 态度嚣张 ， 为此付出了代价：长期自绝于日本学界 。
二
可见 ， 要了解“新清史”的来历 ， 不能忽略“大元史”的存在——特别是冈田的言说 。 而要知道“大元史” ， 还需要进而翻看“东洋史”的老帐簿 ， 因为相关问题意识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 。
19世纪中叶 ，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扬弃进步-普遍史叙述 ， 以科学的实证方法 ， 关注特定时空的人群离合 ， 建构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学 ， 此即以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或具有共同属性的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学 。 1887年 ， 兰克去世的第二年 ， 其弟子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受聘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 培养了日本第一代现代历史学家——白鸟库吉 。 现代历史学含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 ， 在西方-非西方等级化序列里 ， 世界历史叙述呈现出先进-落后的差异结构 ， “东洋史”试图打破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构架 。
根据黄东兰的研究 ， 明治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谱系 ， 一个是“支那史” ， 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一个是“东洋史” ， 试图建构以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述 ， 从而替代基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而来的“支那史” 。 在“东洋史”的谱系里 ， 第一个重要人物是那珂通世（1851-1908） 。 那珂在1888-1890年分册陆续出版了《支那通史》 ， 这部用汉文写就的中国通史对晚清士人影响甚大 ， 成为包括柳诒徵在内的很多史家拿来即用的底本 。 《支那通史》只写到南宋 ， 书尚未完成 ， 就于1894年建议日本文部省将中学“支那史”课程改名为“东洋史” 。 1894年 ， 他建议日本文部省将“支那史”改为“东洋史” 。 原来 ，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业已从封建国家变为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 ， 开始紧随欧美列强向亚洲扩张 ， 那珂敏锐地感觉到膨胀的帝国需要一部新的亚洲历史书 ， 于是建议文部省将中学外国史课程一分为二：西洋史和东洋史 。 根据那珂拟定的东洋史课程纲要 ， 东洋史以中国历史为主 ， 但要兼顾中国周边的民族及朝鲜、印度等 ， 具体而言 ， 要点有二：第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诸国治乱兴亡之大势 ， 与西洋历史相对 ， 构成世界历史之一半；第二、尚应涉及华夏中原、突厥、女真、蒙古等族群盛衰消长之历史 。 这揭橥了“东洋史”旨在建构以东亚民族/族群为主体的历史 ， “东洋”成为一个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群竞争的地理空间 ， “中国”不是文化的中心 ， 只是可视的物理空间上的中心 。 基于此 ， 《支那通史》里的“华夷”二元对立叙述在1903年出版的《那珂东洋小史》里发生了逆转 ， 虽然依旧使用“胡人”、“夷狄”等 ， 但《支那通史》里的 “戎狄窃据北带”、“夷狄乱华”的表述消失了 ， 改为“华”“夷”对等争斗 。 如 ， 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 《那珂东洋小史》感叹孝文帝因汉化而“柔懦”：“鲜卑人沉迷于华夏的‘美风’ ， 忘掉了自我 ， 诚足以为戒也” 。 那珂盛赞匈奴刘氏雄才大略 ， 忽必烈、康熙更是“雄杰” 。 《支那通史》里关于蒙古西征的屠城、杀戮叙述 ， 在《那珂东洋小史》中则变为对武力的赞扬 。 “力”高于“礼” ， “武”强于“文” 。 原来有高低之分的文明——定居农业文明高于移动游牧文明——如今变为平起平坐 ， 甚至后者高于前者 ， 这和百年后冈田、杉山的上述观点十分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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