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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

_原题为 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
“新清史”兴起于美国 ， 到底属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 还是属于阿尔泰研究（Altaic Studies） ， 鲜有人追究 。 如果“新清史”属于前者 ， 堪称“旁枝” ， 这是何炳棣（Ping-ti Ho）在与罗友枝（Evelyn S. Rawski）辩论中之所以占居上风的原因所在 。 如果将“新清史”归为后者 ， 则似为“末流” ， 因为“新清史”的代表人物的身份是汉学家 ， 研究的主题与阿尔泰学者差异甚大 。
【#清史#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新清史”自称与以往的清史研究不同 ， 关注清统治的“满洲性”——族群性（ethnicity） ， 重视使用满文史料 。 所谓“满洲性”既是显示清统治性格的标志 ， 也是理解其“汉化”的关键要素 ， 强调前者不能改变后者的实在性 。 如果仅用满文史料就能建构一部大清史的话 ， 早在一百年前就有日本学者做了 ， 何待今日的美国学者？然而 ， 当“新清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 ， 引起的反响既大且久 ， 反过来促使波澜不惊的“新清史”在美国成为热点 。 关于“新清史”的轮廓 ， 已有很多论著言及 ， 本文在此仅截取关乎其源与流的一个断面——日本因素 ， 思考“新清史”所引发的一个无处不在但论者皆不愿正视的历史书写问题：历史即当代政治 。
一
谈起“新清史” ， 人们常常将其与“内亚”（Inner Asia）研究相勾连 ， 很自然地要提及两个人物 ， 一个是“内亚模式”的提出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 另一个是将“内亚”概念化并代之以“中部欧亚”的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 。 1940年 ，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提出了农耕—游牧之间互动的“内亚”模式 ， 指出游牧/草原文明是受农耕/定居文明所制约的：“中国社会的内在条件及草原社会的特质使它们不可能混合成一个在经济上既有精耕也有粗放 ， 在政治上既有集权又有分散的社会 。 两种社会既不能分离 ， 也不能吸纳或永远控制任何一方 。 因此 ， 两千年来 ， 从前汉到19世纪中叶 ， 亚洲内陆与中国的相关历史 ， 可以用两个循环来说明 ， 这两个循环型式互有差异 ， 在历史过程中却相互影响 ， 这就是草原部落的分裂及统一的循环 ， 和中国朝代的建立与衰亡的循环 。 ”1963年 ， 塞诺在《中部欧亚研究导论》里第一次提出“中部欧亚”（de l'Eurasie Centrale）概念 ， 后又反复论及 ， 其中1969年发表的长文勾画了一幅“中部欧亚”图像：被视为人类文明发源地的欧亚大陆 ， 比如黄河文明、恒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等在图上只是一些黑点 ， 周边为“半边缘”地带 ， 再往上是大片寒冷的中部欧亚核心地带 。 “中部欧亚”文明的起点和空间范围均不能确定 ， 如果试图对其作出界定的话 ， 将是一个自我否定（negative）的概念 。 尽管如此 ， 塞诺还是总结了“中部欧亚”的几个特点：第一、虽然不能界定其起始时间 ， 但可以借用“文明”概念 ， 从“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上解释“中部欧亚”的历史——一部“野蛮人”的历史 。 第二、虽然不能确定其空间范围 ， 在这一空间里生存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 ， 狩猎文化是个人主义的 ， 很脆弱；游牧文化是成功的群聚文化 ， 游牧文化部落之间会定期出现一个帝国或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 该领袖或帝国出现得快 ， 消失得更快 。 塞诺对“野蛮人”文化圈表达了同情的理解 ， 他认为 ， 在这一文化圈中存在普遍的宗教宽容 ， 没有出现过一个征服性宗教；残忍的行为也比较罕见 ， 拥有巨大权力的君王的杀戮行为远比中国的皇帝、罗马的皇帝要少 。 在此前提下 ， 他也指出蒙古帝国对波斯、花剌子模、巴格达的毁灭性武力征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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