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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的印太“共振”

雷墨

俄乌战争的印太“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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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3月下旬历时4天的欧洲之行 ， 赚足了国际舆论的眼球 。这次访问 ， 让他感受到了带领欧洲盟友对抗俄罗斯的“领导荣耀” ， 但也引发了这样的疑问：拜登政府的战略重心到底在哪里？
换句话说 ， 致力于聚焦印太的拜登政府 ， 是否会因俄乌战争而“重返欧洲”？因为即便俄乌战争短期内结束 ， 欧洲的战略格局以及美国的对欧战略 ， 也不可能回到冲突前的状态 。如果冲突或对抗长期化 ， 那幺变数会更大 。
不过 ， 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 俄乌战争不仅没有使拜登政府的战略重心发生偏移 ， 而且被其赋予了“映射”印太的功能 。
【俄乌战争的印太“共振”】一天出席三场峰会（北约、欧盟和G7） ， 在紧邻乌克兰的波兰待两天 ， 这是拜登3月23日晚抵达比利时后的行程 。这也是俄罗斯开展 “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 拜登外交行动的“特别安排” ， 极大地彰显了美国在欧洲的存在 。
另一个方向 ， 原定于3月28日、29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 ， 却未能如期举行 。这原本是继去年10月视频峰会后 ， 拜登政府安排的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 也是其推行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 ， 这个此前被白宫发言人称为“历史性”的峰会 ， 已经被无限期推迟 。值得注意的是 ， 执政刚进入第二年的拜登 ， 截至3月底已经访问欧洲三次 ， 但从未到访任何印太国家 。而且 ， 2月24日俄乌战事爆发后 ， 拜登政府对欧洲外交投入的频度和强度 ， 冷战结束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几乎未曾有过 。
这种看似“矛盾”的背后 ， 是拜登政府在欧洲和印太“两线布局” ， 以及做“战略协同”的意图 。
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 ， 酝酿于小布什政府后期 ， 开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 。执政8年期间 ， 奥巴马明显降低了对欧洲、中东事务的介入 。比如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 ， 是德国和法国走在危机应对的前面 。
特朗普虽然注意力“飘忽不定” ， 但他基本上延续了前任“重亚轻欧”的态势 。特朗普尽管执政期忙于打贸易战 ， 但在离开白宫前数天（2021年1月12日） ， 还推出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 。由此可见 ， 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 ， 有着相当的延续性 。
相比这些前任来说 ， 拜登的确表现出了对欧洲更加重视的态度 。虽然拜登政府内阁高官首次外访对象是亚洲 ， 即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2021年3月中旬访问日韩 ， 但这次访问结束后不到一周时间内 ， 布林肯就抵达了布鲁塞尔 。拜登作为总统的首次外访 ， 选择的是欧洲 。截至今年3月底 ， 拜登政府到访亚洲最高级别的官员是副总统哈里斯 。从政府高官出访频率来看 ， 在区域上欧洲略高过亚洲 。
但重视只是策略 ， 并非战略重心的转移 。
拜登外交的突出特点是重视同盟 ， 而特朗普给他留下的“受伤”同盟圈中 ， 欧洲可以说伤得最重 。所以 ， 拜登政府对欧外交的出发点 ， 是希望通过高频度的互动 ， 修复受损的跨大西洋关系 。修复关系的目的 ， 无疑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
事实上 ， 在这轮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 ， 拜登政府的对欧外交就明显表现出“战略协同”的特点 。
2021年9月 ， 美国与欧盟在匹兹堡召开会议 ， 宣布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根据会后的联合声明 ， 这个委员会的功能 ， 是协调双方在贸易、技术标准、半导体供应链、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
不容忽视的是 ， 类似的合作 ， 美国与日本、韩国几乎是在同步运作 。而且 ，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的合作 ， 内容上也有相当的重合度 。用美国分析师苏米特·甘古利的话说 ， 拜登政府意在通过强调共同的议事日程 ， 构建欧洲—大西洋与印太之间的联结 。
在欧洲、亚洲运作相似的功能性合作 ， 指向的是一个“重心” ， 即以印太为战略重心 。2月11日 ， 白宫公布了《美国的印太战略》报告 。那时 ， 俄乌之间已经战云密布 ， 而布林肯在澳大利亚、斐济访问 。
对于这份报告公布的时机 ，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何瑞恩（Ryan Hass）表示 ， 拜登故意在俄乌开战前公布印太战略报告 ， 以便政府机构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 ， 能清楚该如何推进战略的实施 。
由此可见 ， 拜登政府想传递这样的信息：即便欧洲战云密布 ， 美国也不会改变其对印太的关注 。
俄乌战争爆发前 ， 拜登政府通过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派遣国务卿赴印太访问 ， 显示其“两线布局而不失重心” 。战争爆发后 ， 拜登政府在欧洲投入大量的外交资源 ， 但这样的态度依然没变 。
2月28日 ，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示 ， 尽管出现了乌克兰危机 ， 但美国将继续聚焦印太 。“尽管代价会很高 ， 但华盛顿有能力同时确保对两个区域的深度承诺 ， 就像过去所做的那样 。”
此前 ， 2月11日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 ， 通篇没有出现“俄罗斯”这个词汇 。3月28日公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 ， 把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 对俄罗斯的描述是“构成严重威胁” 。
《华尔街日报》3月21日的一篇报道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在我们的评估中 ， 中国是目前和本世纪唯一能在外交、科技、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系统性挑战美国的国家 。俄罗斯不在这个阵营里 ， 一年前不是 ， 现在也不是 。”
在某些学者看来 ，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下重手 ， 同时又把战略重心继续放在印太 ， 不仅不矛盾 ， 而且还相辅相成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迈克尔·格林近日撰文称：“面对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 ， 政策收缩将损害而非提升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能力 。”
他还认为 ， 乌克兰危机与中美印太竞争 ， 已经超越了国家威信和信誉问题 ， 而是根本性的战略问题 。在他看来 ， 拜登政府成功地组织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友对抗俄罗斯 ， 是在向中国传递重要信息 。
对于迈克尔·格林所说的“战略问题” ，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香农·奥尼尔做了更深入的解读 。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中指出 ， 美国动员盟友军援乌克兰、制裁俄罗斯 ， 不仅是为了避免与一个核大国冲突升级而做出的校准式回应 ， 而且是一次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战争如何打 ， 以及如何定义大国地位等传统观念的大胆尝试 。“这可能永久性地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策略 ， 对美国的战略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
拜登政府是否有那幺深谋远虑不得而知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其对乌克兰危机的巨大投入 ， 的确有超出危机应对本身的考虑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 ， 尽管有专家警告重新聚焦欧洲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对亚洲的注意力 ， 但多位白宫官员都表示 ， 美国能够利用这场战争 ， 让亚洲国家相信它们有必要与西方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 建立捍卫民主的意识形态全球阵线 。
就目前的战场形势而言 ， 拜登政府似乎也有加大投入的理由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学者大卫·萨克斯写道：“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低效无能 ， 以及欧洲国家在国防上投入的增加 ， 给了美国更好的机会最终转向亚洲 ， 应对中国所带来的更大挑战 。”美国兰德公司学者拉斐奇·多萨尼也认为 ， 如果美国能成功地帮助乌克兰驱逐俄罗斯 ， 那幺将激励美国外交建制派 ， 强化对亚洲的介入 。
美国在俄乌战争的应对中投下的巨大赌注 ， 除了希望能在欧洲收获战略利益 ， 也有在印太收获边际效益的算计 。原因不难理解：在俄乌战争所有直接和间接利益攸关方中 ， 只有美国同时具备意愿和能力 ， 在欧洲与印太两个方向做“战略协同” 。
当然 ， 美国的这种协同能否如其所愿 ， 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方面 ， 美国的欧洲盟友做到了整齐划一 。但印太地区的反应 ， 更多只是让美国看到了盟友与“其他”之间更清晰的界限 。比如 ， 与美国立场高度一致的 ， 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条约同盟国 ， 以及新加坡这样的事实盟友 。被拉入“四方安全对话”的印度 ， 明显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美国展现的不是外交实力 ， 而是外交无力 。
“他来了 ， 他看到了 ， 他迷糊了 。”这是美国知名专栏作家迈克尔·古德温 ， 批评拜登3月26日在波兰演讲时公开要求普京下台的文章中的第一句话 。这话是在模仿恺撒的名言“我来了 ， 我看到了 ， 我征服了” 。古德温的这个“模仿” ， 用来描述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或许更为恰当：所欲与所为之间不匹配 ， 雄心与实力之间有落差 。
带领欧洲盟友对抗核大国 ， 这是拜登政府一大外交收获 。但这种“团结抗敌”与战略协调并不能完全画等号 。因为美国所希望的协调 ， 是与其战略利益的“协调” 。
美国学者安妮-玛丽·斯特劳认为：“尽管俄罗斯的行为似乎正在说服欧洲主要国家增加军费 ， 但它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拉近与美国的关系 。相反 ， 它们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 一个欧洲不能再依赖美国的未来 。”
一个不那幺依赖美国的欧洲 ， 在印太事务上不可能更加听命于美国 。
如果俄乌战事短期内看不到“击败俄罗斯、震慑潜在对手”的结局 ， 那就涉及美国的资源分配问题 。日本庆应大学学者中山俊宏认为 ， 美国不具备对两个领域做出全面且长期承诺的行为能力 ， 也不具备持续关注的能力 ， 但地缘政治的现实又要求美国对这两个领域做出承诺 。因受困于中东而迟滞的重返亚太 ， 在对抗俄罗斯的过程中能更轻松？
美国把自身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表现 ， 与其印太战略联系起来 ， 是对现实的误读 。亚洲或印太与欧洲不同 ， 中国也不是俄罗斯 。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马凯硕所认为的那样 ， “在制定未来战略时 ，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区别 。俄罗斯尽管扮演着能源供应者的角色 ， 但其经济只是轻度融入了欧洲的地缘经济空间 ， 而中国的经济则完全融入了亚洲” 。拜登政府在欧洲的“成功” ， 在亚洲不可能复制 。
与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框架相比 ，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 ， 略微淡化了与中国的对抗性 ， 强调“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 。从世界的现状和趋势来看 ， 这个要求对美国来说可能有点高 。美国学者艾米丽·塔金在接受《新政治家》杂志采访时说 ， 拜登政府上台时遇到的是一个宏大、根本性的问题 ， 即世界应该怎样、我们打算如何塑造它 。“但我们所看到的是 ， 世界在塑造我们、塑造我们的战略 ， 而不是相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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