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要抑商扶农，难道古人不懂钱的好吗？ _扶农

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可以说离开了钱，生存都成了一个问题。钱的意义何在？钱其实就是生存所必须的资源。

脱离了自给自足的城市，对于货币的依赖程度就要大于农村或者庄园。可以说越是自给自足，对货币的依赖程度越低。中国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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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价值在于交换，如果没有了交换，货币也就失去了价值。自给自足就可以不需要通过货币进行交换就能获得生活资源，所以对钱的依赖性就大大降低了！

粮食则不然，无论是靠货币去换取，还是靠实物交换，粮食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尤其是我们这个以农耕为主体的社会形态。

粮食的产量，是由人口、品种还有种植技术决定的。由于当时的粮食作物和种植技术这两项因素决定，所以人口这个因素就变得特别重要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来保证粮食的产量。

这就是说商人必须有，但是不必太多，够用就行；而耕种者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人口。如何保证这个比例，重农抑商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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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用了奖励耕战。秦国奖励耕战的成功，更是大大刺激了后世对于农业的重视。

由于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应付这种战乱局面的最佳方法还是要扶持农民。鼓励农民耕种，就可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平时可以耕种，战时可以补充兵源。

商人们则不然，商人们没有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拥有很大的流动性。对于这种可以任意流动的人口，给国家的人口管理必然带来一定的困难。当有战争的时候，商人们要么发战争财，要么早就躲得远远的。既不能提供硬性的生活资源粮食，又不能作为兵源去补充兵力。

从这点来说，对于统治者来说，还是农民的价值大于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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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历代重农抑商，就是要维持这种人口比例。当然商人们也不甘示弱，商人们便与官僚地主勾结起来，加剧了土地的兼并。这也是中国历史周而往复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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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友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围绕着“重商”、“重农”展开过一场大辩论。重商政策的代表人物是齐国的管仲，重农政策的代表人物是秦国的商鞅。

齐国通过管仲变法，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之霸主；秦国则通过商鞅变法，使得秦始皇灭掉六国，成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重农与重商，谁更具有说服力，结果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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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除了极少数王朝没有打击工商业者之外，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难道说，秦国的“重农抑商”的胜利，真的就这么具有说服力？其实并非如此。商鞅在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时，成说过这么一句话：

“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什么意思呢？如果经商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商人就会放弃经商；商人放弃经商，就只能去种地。

人们到底是去种地、还是去经商，完全是一种逐利行为。

在商鞅的眼里，不论是重农还是重商，终究是要图一个“利”字。商人无利，自然就会跑到地里去当农民；管仲那边，也提出了“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的主张，也就是怎么获利怎么来。

先秦时期，经济领域最厉害的两个大佬，虽然以完全相反的方法去治国，却达到了相同的目的——富国强兵。

既然重商与重农都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什么2000多年来，统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重农抑商，而不是商农并重呢？

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制约。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都是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在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生产工具，无疑是铁和青铜为材料制成的耕犁和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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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此之前的人们，为了喝一碗香喷喷的小米粥，可能要在森林里冒着生命危险去和老虎搏斗。侥幸逃过老虎的猎杀、捉到一只鹿子，才能去和“农民”置换一碗米，从而喝上小米粥。

以鹿子置换米，就是最原始的经商方式。

在原始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原始人，会蠢到用一根鹿角去和别人置换米——尽管在今人看来鹿角是很珍贵的东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鹿角就是一堆烂骨头。（仅举例）

看来，古人经商“以物易物”，并非拿什么东西都能跟别人交换；能跟别人进行交换的物件，越具有普适性，就越容易被交换出去。比如说，鹿子的肉可以吃，那么想吃肉的人就会拿手里的东西跟他交换。

久而久之，当所有人都默认一种“普适性”的物件时，它就被称为货币，亦或是钱。

通常情况下，钱越多，能置换的物品也就越多。

在一些特殊的年份里，钱的作用就没那么“普适性”了。比如说上世纪中叶的中国，人们想要买东西，必须同时拿出钱和购物券。这个时候，钱多了有什么用呢？除了让人怀疑你是个小偷，怕是没别的用处。

可见，在古代中国，经商并不比种地“省事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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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制盐

自古而今，在钱之上，还有一种最具普适性的东西，那就是粮食和盐。

管仲变法主张“重商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管仲的商业头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齐国掌控了春秋时期最重要的的战略物资之一——盐。

在统治者看来，钱和粮食（意指战略物资）相比，哪个更重要？钱固然很好，可是得有命花才行。而掌握了粮食，就会有数不尽的钱；可是掌握了数不尽的钱，只能引来一群强盗。

不论是商鞅还是管仲，他们变法都是为了掌握战略物资——粮食、盐。

因此，古人并不是不懂得钱的好处。相反，恰是因为知道钱的好处，才没有将其禁止流通；他们更清楚，在钱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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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为什么要扶农抑商？

“扶农抑商”、“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古代自商鞅变法以后，奉行了2000多年的政策！一个政策之所以奉行了2000多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里不揣浅陋，从“扶农”和“抑商”两个方面分开来剖析之：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扶农”？归根到底就是“粮食安全必须控制在自己手里”！

1、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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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是最低需求，生理需求无非就是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享受一下充足的阳光、喝一口干净的水，外加填饱肚子。

但是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基层民众这种最低的生理需求也经常得不到满足。绝大多数农民起义，也是因为活不下去了，老实巴交的农民才铤而走险。

当城头的大王旗一次次地变换以后，稍微有点脑子的统治者都会意识到让老百姓吃饱饭的重要性，这是历代统治者“扶农”的最基础出发点。

造成老百姓饿肚子的原因主要包括：人口流失导致土地荒芜、战乱让农民流离失所、赋税过重导致粮食不足、生产力低下导致产能不足……

统治者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出台一些“扶农”的措施，比如：免赋税几年……汉初直接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一些科学家还不断通过创造发明来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农业产量。

有些朝代在战乱之后，针对人口凋零、土地荒芜的实际，出台政策鼓励生育，规定女孩必须及时出嫁，超过一定岁数不出嫁的，由官府强行婚配。

正是因为吃饱饭是人的最低生理需求，所以迫使历代统治者出台“扶农”政策，即使今天，也不例外。国家的18亿亩耕地红线、每年一号文件必然是农业文件就是这个道理。

2、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频繁战争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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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战争太频繁了，乱世就不用说了，即使是治世甚至盛世都经常性地爆发战争。文景之治时有七国之乱，贞观之治时征突厥、征高句丽、征薛延陀等，开元天宝盛世时征契丹、突厥、西域、甚至还有安史之乱，康乾盛世时平三藩、征台湾、征准葛尔、征青海、征大小金川等等。频繁的战争，对粮草的需求非常大，粮草甚至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比如官渡之战、诸葛亮北伐之战等，都是粮草决定战争成败。

战争频繁并不完全是统治者想打的，有些是被动应战，比如各种大大小小的叛乱或起义。要应付战争，必须贮备粮草。古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利，很难从境外购置粮草。再说即使购置进来，长途运输，安全也是问题。这就需要统治者平时就要居安思危，重农、扶农！通过发展农业，在各地战略贮备点贮备粮食，以备不时的战争之需！

3、不可控的天灾需要足够的粮食贮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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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天灾比较多，非常难以防范。象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一旦发生，往往会产生一大批灾民。这些灾民流离失所，如果不妥善安置，又会激起民变。安置灾民，需要住所，更需要粮食。

粮食从哪里来？一是官府贮备，二是从富户那里购买！富户的余粮也是平时贮备的。所以加大力度“扶农”，就能多贮备一些粮食。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皇帝就是这么想的。

4、用土地的不可流动性解决流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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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民众生变，而民众生变大多数是流民引起的。明末李自成之所以一呼百应，就是因为大量的流民聚焦。所以控制好流民，就能控制住动乱的苗头，做到防范于未然。

而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流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出台“扶农”政策，鼓励流民安居乐业，是统治者乐见的事情。如果鼓励不行，就会用法律强制，商鞅变法就是这个出发点。从秦孝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国很少发生平民暴动，甚至连私斗都没有，商鞅的“奖耕战”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百代皆行秦法”的根本原因。

通过以上粗浅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对中国的任何统治者来说，粮食安全就是政权安全，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粮食安全必须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中国这个国情决定，必须“扶农”！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抑商”？我们要明白，“抑商”不仅仅和“扶农”有关联，“抑商”还与统治根基有关：

1、防止商业与“国家”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