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租房费成沉重负担 曾国藩在京日常开支

曾国藩 , 晚清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 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 。流传于世的《曾国藩日记》和《曾国藩家书》 , 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 是许多人案头的必备书 。
【高额租房费成沉重负担 曾国藩在京日常开支】在很多人眼里 , 像曾国藩这样的高官 , 日常生活一定奢侈 , 家中的钱财肯定堆积如山 。然而 , 事实并非如此 。和当时天下书生一样 , 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乃曾国藩毕生梦想 。他出生在地主家庭 , 但在多年的寒窗苦读中 , 耗尽了家中的钱财 。
赴京任官之前 , 曾国藩虽取得功名 , 却无俸禄可领 。从家乡湖南到北京路途遥远 , 他本人需承担车马费200多两白银 。抵京后 , 住房、官服、仆役等花销也需个人买单 。因此 , 贫寒书生即使金榜题名 , 时常也有因出不起路费而忍痛放弃的 。曾国藩自有其法 。他主要的融资方式 , 就是四处“拜客” 。所谓拜客 , 就是拜会家乡的官僚、绅士、名流、商贾、族人、亲友等等 , 这些人无不慷慨道贺 , 送以钱财 。1839年1~11月 , 他四次拜客 , 共198天 。足迹遍及衡阳、青泉、耒阳等十县州 , 行程1500公里 。每次出门拜客 , 他也不会空手——赠送墨宝以表感激 。拜客所得的2000两白银 , 除了用于路费、购置价格不菲的官服和抵京后的衣食住行外 , 还用于家中规模庞大的宴庆等 。
金榜题名后拜客及收取礼金的习俗 , 混杂着中国传统社会中互助和致敬的意味 。也许有人认为 , 曾国藩以拜客的方式筹措资本 , 是一种赤裸裸的索取 。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 仍属于正常行为 。对此 , 晚年的曾国藩曾反思:“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 不可轻取人财 , 切记切记 。”
1840年初 , 曾国藩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北京 。在翰林院经过类似今天的复考之后 , 才正式为官 。中低等的京官 , 经济待遇特别低下 , 以至于被称为“穷翰林” 。
晚 清京官在住房方面 , 不享有补贴 , 只有个别高官才享有皇帝的特别恩赐 。京官流动性大 , 时常有人升转外放 , 或告老还乡 , 在京住十年之久的并不多见 。在这种情形之下 , 很多京官便选择租房住 。中小等的京官们虽然多数穷困潦倒 , 但为了维护官制的威仪 , 一般都要住一套像样的四合院 。曾国藩担任京官之初 , 以年租金66两白银的价格 , 租了一套四合院 , 这可是他半年的俸禄 。他在京任官13年 , 7次升迁 , 搬了8次家 。伴随着官级的擢升 , 其居住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 , 而租金也水涨船高 。租房的开支 , 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沉重负担 。除此之外 , 官服的花费也很惊人 。清代官服由官员自费采购 , 而官服对质料、式样、色彩、饰物等 , 都有着明确、繁缛的要求 。因季节、出席场合的不同 , 官服也是种类尤多 。有的官员 , 买不起官服只好长年借用同僚的官服 。而曾国藩是极为讲究的人 , 对官服尤为看重 , 家中仅他的官服 , 就有十多箱 。
在京城为官 , 各种应酬和宴饮层出不穷 , 而曾国藩便被包围在各种“规矩、礼数”中 。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 , 他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 。作为文人 , 他生性爱好交游 。由于用在社交方面的时间太多 , 他在日记中曾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宴饮非吾欣 , 十招九不起 。”1843年 , 曾国藩对全年的社交花费进行了不完全的统计 , 共计90余两白银 , 这个数目 , 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年的房租金 。
而在京为官的车马费 , 对于曾国藩也是重负 。他根本就不敢坐轿子出行 , 因为轿子和八个轿夫的费用 , 一年就需要100两白银 。为了省钱 , 他只好经常雇马车 , 即便是马车 , 一年也需要50两白银 。若路程短 , 为了省钱 , 他就步行前往 。曾国藩毕竟是文人 , 喜欢买书藏书 , 对笔墨纸砚的品质格外讲究 。在京为官多年 , 他购买图书多达7000余册 , 总数2万多卷 。晚年 , 他在家书中写道:“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于子孙 , 唯书籍尚需添买耳 。”此外 , 曾国藩还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 , 无论友人或乡党前来求助 , 他都慷慨解囊 。
曾国藩任京官之初的1843年 , 法定收入为129.95两白银 , 而赤字达到了478.51两白银 , 不得不举债度日 , 在京城的第一个春节 , 他找人借了50两白银才勉强过了个年 。在今天看来 , 这是不可思议的 。曾国藩是京城中众多官员中的一员 , 像他这样收支形成反差的官员并不在少数 。有人可能质疑:后来 , 他在京城官做大了 , 俸禄应该更多了 , 收支情况是不是会有所好转?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官做得越大 , 排场也就越大 , 各种开销也就更多 。曾国藩在京城最后官至礼部侍郎(二品) , 收支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好转 , 离京时依然欠债 , 多年之后才得以还清 。
那 么 , 像曾国藩这样的京官又是如何解决收支失衡的?最有效的方法 , 就是到外地办理公务 , 这样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 , 这也是京官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1843年 , 正当曾国藩为生活入不敷出而郁郁寡欢时 , 朝廷给了他一个美差——到四川主持乡试 。尽管朝廷明文规定:京官到地方主持乡试不得接受各类财物 , 不得与地方官员密切交往 。可惜“天高皇帝远” , 这些规则形同虚设 。在四川担任主考官期间 , 地方官僚、绅士、有钱的书生都百般讨好他 , 源源不断地赠送钱财和礼物 , 曾国藩是欣然笑纳 , 且逐一记载 。此次四川之行 , 其总收入为6000两白银 。返京后 , 这些钱大大改善了曾国藩的经济状况 , 不仅1600两白银的欠债全部还清 , 还给老家寄了600两白银补贴家用 。同时 , 他还拿出400两白银赠送族亲 。
曾国藩毕生虽推崇勤俭质朴 , 但内心深处又是冲突和矛盾的 。在官场的这张大网中 , 他不能也无力做到特立独行 。因为 , 一方面为了维持京官的威严和体面 , 他经常举债度日;另一方面 , 他不得不背叛良心和道德 , 接受灰色收入 。我以为 , 封建等级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造就了曾国藩复杂、矛盾的个性 。人的定力、能力、理念虽然强大 , 但在扭曲的社会制度中有时也会不堪一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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