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功臣为何反而支持袁世凯称帝( 四 )
故也有记载中称，胡瑛是代表黄兴赴京联络各个反帝制势力 。而胡瑛归国前，其岳父在湖南因讽刺袁世凯被害，故家人纷劝其勿入虎穴 。而胡氏并未听从，到了北京后不久，便发生了列名筹安会一事，可见前后事态变幻太过迅速 。当然与孙毓筠等同，胡瑛的革命功臣身份是袁世凯极意想要借重的 。而除了王锡彤亲见的那次高呼大皇帝万岁外，另在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记载了一则胡瑛参与筹安会的史料(《洪宪记事诗三种》，226、227页)：
一日六君子会食中央公园之来今雨轩，胡瑛曰：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还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 。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 。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少侯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严幼陵曰：我折中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 。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不走 。翌日“走狗”言志，传遍津、京 。天津《广智报》绘《走狗图》一幅，曲传奇意，四狗东西南北对列，如狗也不狗，走也不走，则人首犬身，屹立不动 。如狗也要狗，走也要走，则狻犬昂首，四足奔腾 。如狗也不狗，走也要走，则人首犬身，怒如骏马 。如狗也要狗，走也不走，则一犬长顾，四足柱立 。正中画项城宸像冕毓龙衮，垂拱宝座，题曰《走狗图》，从此词林掌故，又获一名典矣 。
这则讽刺史料所载是否确有其事可暂不置评，其以胡瑛作为引子，而引出的是筹安会“六君子”中四人对袁世凯帝制的立场，至少可反映当时外界对于杨度、孙毓筠、严复、胡瑛四人的观感，也可看出四人参与筹安会的地位和立场不尽相同 。在这则记载中，胡瑛的形象最为丑陋——顽固地做走狗 。
但在胡瑛知交的记载中，胡氏依附袁世凯的作为，原是伪作降顺，为革命作掩护 。据同为湖南革命党的杨缨甫记载：“经公(即胡瑛)怵于癸丑失败，国内外革命景象消沉，遂密商克强先生，决定屈身入都，姑示降顺，以期昵刺奸谋得当报国之深衷，乃孔子所谓大仁大勇之事 。”入都期间，在助蔡锷脱身一事上，胡瑛也起了诸多作用 。但后因袁世凯自毙，胡瑛所谋未成，可帝党的污名已无可洗涤 。且黄兴旋也病故，所谓的入都刺奸更成了死无对证(参见《辛亥革命时期桃源人物集》，《桃源文史》第三辑，国际展望出版社1991年版 。该集收录多篇胡瑛的相关史料) 。
而在革命党一边，对于胡瑛的确许久不表谅解 。前引孙毓筠在1919年作悔过书时，国民党内追随孙中山的戴季陶和朱执信，特别是朱氏，对于孙毓筠和胡瑛的“变节”，胡氏更未就参与洪宪帝制表示悔过，而在公开的文字中深表痛心和不满 。当然对李燮和则完全取蔑视态度，直称其本为“竖子成名”，连痛心的资格都谈不上(戴季陶、朱执信对孙毓筠《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的评语) 。
革命功臣的堕落
清末自洋务运动起，士人群体出现新旧分化 。到甲午战败之后，激变至戊戌变法，竟以新旧相杀终局，开启的是士人群体的分裂 。原来相对稳定的士人群体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不安定的一类，从而导致此后中国社会长期且剧烈的动荡 。尤其是晚清最后的十年和民国最初的十年，思想和政局更迭变幻的速率最为急遽 。而士人群体分裂的大势下，合作缔造共和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本身也是分之又分，至于个人更有其各自的思想和人脉渊源 。
大体“筹安六君子”中，杨度和严复本站在立宪一边，而尤以杨度最为一以贯之 。杨氏自晚清便已入袁世凯幕，入宪政编查馆等也皆得袁氏之力 。至民初政局乱象频出之后，呼唤强人的声音时起，故杨氏再倡立宪代共和，于洪宪帝制中更不甘居于幕后 。
如严复者，在辛亥鼎革之际，曾也作为袁世凯任命的北方代表，参与南北交涉之中 。当日严氏以师弟情分赴武昌见黎元洪，武昌党人的主张中便有赞成袁世凯为大总统，且相信可在共和制度之下，“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502、503页) 。故虽后来严复及其门人反复申诉筹安会一事乃是袁氏强力所加，但严氏实也曾承认“自参众两院捣乱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 。赞成袁氏称帝未必是真意，但对共和乱象的深恶痛绝，则非惟严氏，众多晚清引领风气的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复如是 。康有为更是连其原本首倡的立宪之议也痛加追悔，自认“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康有为：《国会叹》，《民国经世文编·政治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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