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功臣为何反而支持袁世凯称帝( 二 )


孙毓筠在离开安徽后,便到了北京 。据其晚年自述(孙毓筠:《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星期评论》1919年12月21日),初到北京时就与袁世凯有过会面,且深受重视 。当时的孙毓筠认为袁世凯虽不可能实行共和政治,但人民对其武力统一很有信仰,而若于此时对抗,则于己身不利 。故孙氏入袁世凯彀中,虽未曾担任袁氏授意的教育总长和陕西省长诸职,却依次参与过与袁世凯有深切政治关系的国事维持会、政友会,当过国会议员,后来更是做了袁世凯操纵的约法会议的议长 。彼时孙毓筠因领有袁氏慷慨馈赠的大笔进项(孙自称每月三千元),故能沉湎于鸦片和古董字画,在京城以豪客自居 。
从当时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孙毓筠是“筹安会六君子”中杨度之外,最为积极,也无需邀请的人员 。筹安会以杨度为会长,孙毓筠则是副会长,杨、孙二人也确是该会活动的主要主持人和操弄者 。朱德裳就曾记载云:“筹安会起,最初以为是慈善组织 。而往往在北京饭店开会,主席者非杨度则孙毓筠 。”(《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10、11页)另外,当筹安会创立,有绅民上书反对其在共和国体下讨论进行所谓帝制问题的研究,甚至有请重责取缔者 。如李诲上书内务部(鹤唳生:《最近国体风云录》国体类函件,27页,《李诲上内务部之略禀》),其云:
孙毓筠等倡导邪说,紊乱国宪,公然在石驸马大街立筹安会事务所,如期遵照结会集社律,已经呈报大部,似此显违约法,背叛民国之国体 。大部万无核准之理,如其未经呈报大部核准,竟行设立,藐视法律,亦即藐视大部 。二者无论谁属,大部均应予封禁,交法庭惩治 。顷过筹安会门首,见有警兵鹄立门首,盘查出入,以私人之会所,而有国家之公役为之服务,亦属异闻 。若云为稽察而设,则大部既已明知,乃竟置若罔闻,实难辞玩视法令之责 。去岁,宋育仁倡议复辟,经大部递解回籍,交地方官察看,以此例彼,情罪更重 。若故为宽纵,何以服人,何以为国?
该禀帖以孙毓筠为筹安会代表人,实属少见 。帖中直斥筹安会所为乃是背叛民国,且未报部核准,应予取缔 。李氏所言更是指责筹安会乃是受人指使,且有军警守护,绝非常情常理所能容忍 。虽然此事由袁世凯亲自压下,但毕竟也是筹安会仅仅维持两个月的重要原因 。
而历数孙毓筠在洪宪帝制前后的重要举动,除任约法会议议长时炮制袁氏约法外,因孙氏早年信佛,在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倡议迎名僧月霞、谛闲来京讲《楞严经》,恭颂政教齐鸣之盛(《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68页) 。此外,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发布《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宏文,帝制派一方力图寻人来撰写回应檄文,孙毓筠便作为枪手,撰成《论国体书》一文加以回击(《协和报》,1915年第6期) 。而后,据目击者记载,当1915年12月11日参议院开会通过帝制之日,孙毓筠与胡瑛更是在和者甚少的情况下,带头大呼皇帝万岁(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5页) 。
不过稍好的是,在帝制消亡未过几年的1919年,孙毓筠撰写悔过书,取名《我对于一切人类的供状》,托戴季陶刊布于《星期评论》之上 。文中将民国以来的种种劣迹公诸天下以求悔过,虽孙氏的措辞仅是口头的消极忏悔为多,但亦可见其勇于回转的态度 。
“六君子”合称与李燮和的污名
与孙毓筠在帝制结束后有自述招供不同,李燮和、胡瑛二人均付阙如,故其洪宪帝制前后详细的个人经历,多靠时人和后人留下的记述 。由于沾上拥戴袁世凯帝制的恶名,这些记述尤显细琐和歧出 。
【辛亥革命的功臣为何反而支持袁世凯称帝】追溯筹安会“六君子”的研究和评价,不得不提到民国采访人员陶菊隐写的《六君子传》(原《六君子传》是陶氏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写就,由《新闻报》连载发表,但在1941年12月8日后,因日军占领租界、接管报纸而中断 。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再由陶氏补充完整而出版 。之后直到1981年又由中华书局以《筹安会“六君子”传》为名出版,内容虽颇有改动,但对于“六君子”的评价基本一概持批判立场),此书也是仅见的直接以“六君子”为名的专书 。
而李燮和的后人,后来意图为父祖洗冤刷耻,便将“六君子”说法的起源,追究到陶菊隐处 。李燮和的侄孙婿——原湖南文史馆馆员刘绍东,在晚年回忆其师钱基博曾为李燮和鸣冤云:“盖尝查洪宪称帝前后,不闻燮和公有拥袁复帝一言一行之微与新贵春风疾马之适,筹安六子实只三人 。陶菊隐何得顺蒋陈宣传胃口,据《时报》昙花一现之列名为实档而希旨写《六君子传》专书?”(《李燮和、李云龙研究资料汇编》刘序)而钱基博的这种说法,实可从李燮和在辛亥年上海光复中的起落找到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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