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朱丹溪学术思想探析

朱丹溪能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显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所处时代背景,以及天资聪慧过人,刻苦学习博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分不开 。丹溪的学术思想是丹溪辨证思维的体现,学术思想能够体现丹溪对疾病的认识、辨证的思路以及选方用药的考究 。
总结中医大家学术思想,每一个学术思想的产生都有自己时代背景,每个医家所处的生活环境、政治背景不同,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和诠释就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再次简要的回顾一下与丹溪医学有关的时代背景和丹溪人生经历 。
(一)时代背景
丹溪生活年代为元朝,元朝是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时期,蒙汉矛盾一直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民族矛盾不断加深,特别是丹溪从医的时期,农民起义时有发生,社会动荡不已,民不聊生;上层社会腐败至极,皇帝昏庸,帝王更迭频繁,没有稳定的统治系统,官方欺压百姓时有发生 。医学方面,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哲学思想,儒家哲学得到很快的发展,特别是宋代,程朱理学的产生把中国古代哲学理论提高到了新的层次,伴随哲学水平的提高,医学也得到很快的发展,逐步形成“医融于理”的局面,因此便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现象,正如《格致余论·序》所言:“《素问》,载道之书也” 。丹溪首先修习哲学,师从许谦,许谦是程朱理学有力的继承和发扬者,而丹溪也从许谦处学到了程朱之理,深刻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对自然、人的认识 。后来丹溪师从罗知悌,罗知悌是同为金元四大
家之一刘完素再传弟子,可谓学宗于刘完素,旁通张从正、李东垣之说,俱是当时中医之大成者,这也是丹溪能够在医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正如《丹溪翁传》所言:“乃以三家之论,去其短而用其长,又复参之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串《内经》之旨,以寻其指归 。”
中国宋元时期,人们崇尚服用温补之剂,达官贵人常以温补之品相互赠送,而温补之药给人身体造成的损伤也日益显露,常有人因温补而送命却浑然不知,正如“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李庄简的《服温药着戒诗有感》所言:“世人服暖药,皆云壮元阳,元阳本无亏,药石徒损伤…,参苓性和平,扶衰固难忘,恃药恣声色,如人畜豺狼,此理甚明白”,可见当时人们对温补之剂认识的偏激 。当时《局方》盛行,罔间南北,翕然成俗,医家和病人都受《局方》影响,不能正确辨证,滥用温补、香燥辛热之剂 。江南水乡,人体柔弱,不比北人体质强健剽悍,受不得孟浪性烈之品,其地卑而热盛,湿热相火为病甚多 。在这种情况下,丹溪发挥经旨,参合理学,融会诸家,结合临床,总结经验,深感掺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尽合,于是力倡“阳有余阴不足”和“相火论”等理论,发展为滋阴降火之治则,盛赞茹淡节欲的养生法,从而形成了丹溪的独特学术思想 。
(二)阳有余阴不足
“阳有余而阴不足”是丹溪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学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有自然界事物的规律对人也都适用,即所谓“天人合一” 。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们通过对日月观察,认为日有温暖、明亮的性质,属阳;而月亮有寒冷、晦暗的性质,属阴;日常年如一,而月有亏缺,故古代哲学认为日常有余,月常有亏,在阴阳即为阳有余阴不足,在于人体亦然 。《素问·太阴阳明论》就有“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 。故阳道实,阴道虚”的论断 。丹溪精通古代哲学,更好的领悟自然界与人体关系,因此丹溪提出:“天地为万物父母 。天,大也,为阳,而运于月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 。日,实也;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 。”说明宇宙万物皆“阳有余阴不足”,这种普遍的联系也包含人体 。正如丹溪所说:“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 。
在于人体,同样也是“阳有余阴不足”,丹溪认为形成人体的“阳有余而阴不足”关键在于人体“阴”难成而易亏 。从生理角度讲,人体生理上阴气难以形成而易于亏损 。“血”“精”属阴,男子二八肾精方盛,天癸方至,说明男子十六岁阴精方才形成;女子二七天癸方至,任脉方通,太冲脉方盛,月事以时下,说明女子十四岁阴精方才形成 。在人体阴精初步形成之后,还需要得水谷以养,方能成人 。正如丹溪所言:“人身之阴气,其消长若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 。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而为人之父母 。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成,而古人之善于摄养也” 。另外,女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男子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 。且《内经》亦有“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之论,说明人过四十“阴”已经开始衰减,人在有生之年十几岁“阴”始成,四十岁已衰减过半,可见正常情况下人体的真阴只能盛壮不足三十年,丹溪感叹:“夫以阴之成,止供给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 。”可见人体的阴精之难成 。
丹溪认为造成人体“阴”易亏的第二个因素是相火妄动,丹溪认为相火寄于肝肾,肾之闭藏,肝之疏泄对阴精的形成起重要作用,而相火常常受君火的影响,“心主神志”,人的情志活动又常常影响到心,心为君火所居,人的情志易引动君火,君火动则相火亦动,相火妄动则煎熬真阴,《相火论》:“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煽,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 。因此“相火妄动”是人体“精”易耗的另一原因,结果是造成人体“阴不足” 。正如丹溪所言:“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因此,丹溪认为通晓养生之理的人应当收心养心 。正如王
纶所说:“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况节欲者少,过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而痨瘵、咳嗽、咯血、吐血等证作矣 。”丹溪认为造成人体“阴不足”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不知“因时施补” 。丹溪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人应合宇宙的变化,星际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季节的更替存在着阴阳的转换,在季节转换中,人体的阴阳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亦应之而衰旺”,为消除和平衡这样的影响,丹溪认为应当应时气不同而补养人体的“阴精”,否则会进一步加重“阴不足” 。中国农历四、五、六月为夏季,四月地支归属巳,而五月地支归属午,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巳、午为火之大旺,“火性炎上,易袭阳位”,火旺则金(人体为肺)衰,肺主肃降而通调水道,肺的肃降功能对人体“阴”的形成也起重要作用;而六月地支属未,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未为土之大旺,土为水之夫,故土旺则水(在人体指肾)衰,因此六月常常肾阴不足,肺居上焦,肾居下焦,中医学认为肾水常常上滋肺阴,因此夏季为阴易虚之节,中医养生认为夏季应饮食清淡,避免过劳,这样才能保养肺肾二脏,以顾护真阴之万全 。在冬季也应注意保养真阴,《素问》即有“冬不藏精,春必温病”之说,丹溪认为,十月地支属亥,十一月地支属子,而亥与子为精气潜伏闭藏之时,此时的闭藏是为春天万物生发之时积蓄能量,而此时不是顾护真阴,真阴亏虚,则春季无生发之力,可见冬季也是要顾护真阴的 。
造成人体“阴不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日常损伤的积累 。丹溪认为,外界环境的改变、人体情志的变化、思虑劳累等都可以使人体短暂的“阴不足”,即“一日之虚”,人体生病等导致人体之虚并不止一日,这些积累起来是造成人体阴不足的另一重要原因 。
可见,阳有余阴不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人体形成阳有余阴不足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生理因素,有病理因素,也有后天不懂摄养等的其他因素,形成人体阳有余阴不足关键在于阴液的难成易亏,结果导致阴不足而阳相对有余 。
(三)相火论
“相火论”是丹溪的另一个重要医学思想 。“相火”一词首见于《内经》,
在《素问·天元纪大论第六十六》即有“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但是《内经》没有对“君火”和“相火”进行具体论述 。丹溪的《相火论》是将《内经》的相火加以具体化,并结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太极学说”,将“相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被后世医家所认同 。
中国古代哲学对宇宙事物的解释是从“太极”开始的,“太极”是一切事物的本源状态,是可以分化的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太极首先分化成阴阳,《易经》有“太极生两仪(指阴阳)”之说,两仪再分,可分为五行,即木、火、土、金、水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描述:“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丹溪作为哲学大家和医学大家,通晓“太极”之理,将中医学和古代哲学紧密结合,更好地理解了“阴阳五行”的关系 。
火的性质“主乎动,内阴而外阳” 。就五行而言,木、土、金、水四者其本质都是“静止”的,而唯独火是运动的,因此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万物“动”皆为火性,都是火所为 。丹溪言:“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 。另外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阴阳五行”既是人类发展生息的规律,也是人体生长活动、气血津液运行的规律,因此人的所有的“动”也都是“火”所为,当然动也包括人的情志、思维、以及感觉等 。也就是说火是人体一起生命活动的源动力 。火内阴而外阳,丹溪认为火必须依附于其他物质,自然界的“火”依附于“地”,推动海水运动的“火”必须依附于“水”,推动人体生命活动的火应依附于“阴液” 。正如丹溪所言:“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 。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 。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 。
火又分君火、相火 。君火、相火之分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对人的认识,古代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也异于自然 。周敦颐的
《太极图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朱熹的《太极图说解》:“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 。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可见古之圣人认为人同于自然亦别于自然 。因此丹溪认为五行其性各一,但是“火”却又两性(周子只言五行其性各一),即君火和相火 。君火是人所特有的,相火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相火论》:“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相火天人之所同” 。君火居于心,相火居于肝肾,五脏中心在五行属火,心主神志,为君主之官,一切神志运动皆有火推动,故心中之火为君火,丹溪曰“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自然界(包括人)运动源动力之火为相火,出于地者,皆为木气所生;出于海者,皆为水气所生 。在人体,肝五行属木,肾五行属水,人身之相火出于木者,寄于肝木,出于水者,寄于肾水 。对于肝肾而言,中医学认为肝肾居于下焦,以脏论,是人体最下端的两个脏器,听命于心,故丹溪曰“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 。
君火和相火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体心和肝肾的关系,同时还涉及到胆、膀胱和心包络 。心主神志,人体的精神、意识以及思维等活动由心所主,而心的主神志功能要肝的疏泄、胆的决断功能来协助,胆又是肝之腑;心主神志,一切情志活动有心所主,肾在志为恐,《素问·举痛论》:“恐则精却”,说明恐可以伤肾 。膀胱为肾之腑,心包络为心之外包,亦为肾之配,因此心包络有联系心与肾的作用 。心与肝肾之间的关系,从心主神志角度出发,心有支配肾和肝的功能,肾和肝有辅佐心的职责,这也是君火和火之间支配和辅佐之间的关系 。
相火主动,为人身动气,同时,又受到人的情志等活动的干扰,常常出现异常的“动”,丹溪称为“妄动”,相火妄动则为元气之贼 。丹溪认为相火暴悍酷烈,而相火一旦妄动则容易煎熬阴精,损伤阴精 。《格致余论·相火论》:“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 。”
相火在正常情况下,能煦养人身之元气,若遇食欲不节、色欲过度、五志过极等伤害真阴,阴虚则相火失藏,而相火妄动矣 。“夫以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谁是铁汉,心不为之动也”(《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 。“大劳则火起于筋,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格致余论·疝气论》) 。相火的形成还与六气之火有关,百病皆生于六气之动而为变者 。《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属火者有五,《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提出五脏皆可由火而病,六气之火大多为实火,实火可泻 。内伤阴虚者为阳所乘之火,多为虚火,虚火宜养阴降火 。
丹溪认为人应避免相火妄动,而避免相火妄动就要避免心为外物所扰,这正合中国古代哲学“静”的理论,周敦颐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熹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 。丹溪认为若使不被相火所伤,人当保持一颗平常心,适四时之变,合五运六气之殊,调阴阳之平和,即合乎于道也 。因此,“此善处乎火者 。人心听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静”(《格致余论·相火论》) 。
因此,相火为宇宙万物运动的源动力,在人体寄于肝肾,在生理上听命于君火,人的情志、欲望、饮食等可引起相火妄动,常常煎熬津液,损伤人体 。人若想避免相火妄动对人体带来的损伤,唯一办法是如《内经·上古天真论》之真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
【老中医?朱丹溪学术思想探析】因此,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的倡立,对于摄生以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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