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那样不顺？
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不能避免
哲宗朝 ， 无论是元祐时期 ， 还是哲宗亲政后 ， 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 。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 ， 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 ， 成为其中的主角 ， 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 ， 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 ， 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 ， 从未放松过 。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 ， 任意加以穿凿附会 ， 对其进行诋毁 ，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
蔡确 ， 字持正 ， 泉州晋江人 。神宗变法时 ， 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 ， 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 。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 ， 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 ， 竟不顾知遇之恩 ， 上书参劾王安石 。蔡确为了谋取高官 ， 制造了多起冤狱 。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 ， 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 。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 ， 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 。神宗病危时 ， 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頵不成 ， 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 ， 自谓有策立功 。
高太后垂帘后 ， 新党势力被排挤 ， 蔡确也被贬出朝廷 。元祐元年 ， 蔡确罢相 ， 出知陈州 。次年 ， 蔡确再贬安州 。在安州游车盖亭时 ， 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 ， 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 。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 ， 希望他推荐自己 ， 但被蔡确拒绝了 ， 由此怨恨不已 。终于 ， 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 ， 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 ， 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 ， 而二篇讥讪尤甚 ， 上及君亲” 。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 ， 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 。
郝甑山 ， 安州人 ， 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 。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 ， 郝甑山上奏反对 。吴处厚曲解诗意 ， 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 。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 ， 肆意攻击 ， 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 ， 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 ， 高太后怒不可遏 ， 将蔡确贬到新州 。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 ， 岭南路远 ， 主张改迁他处 ， 高太后却说：“山可移 ， 此州不可移 。”在当时 ， 被贬往岭南 ， 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 。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 ， 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 。蔡确被贬时 ， 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 ， 今日重开 ， 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 。”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 ， 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 。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 ， 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 ， 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 ， 捕风捉影 ， 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 。在蔡确被贬新州时 ， 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 ， 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 。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 ， 以示警告 ， 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 ， 又铲除在朝的新党 ， 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 ， 都被降官贬斥 。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 ， 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 ， 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
但是 ， 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 ， 不仅旧党成员 ， 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 。元祐八年八月 ， 高太后垂危时 ， 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 ， 必多有调戏官家者 ， 宜勿听之 ， 公等宜早求退 ， 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 ， 要他们提前准备 ， 尽早退出朝廷 ， 以保全身家性命 。后来事实证明 ， 哲宗亲政后 ， 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
哲宗亲政后 ， 召回章惇、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 。章惇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 ， 但在经历了元祐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 ， 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 。当他们复出时 ， 他们与亲政的哲宗一样 ， 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 ， 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
章惇 ， 字子厚 ， 浦城人 。他博学善文 ， 考进士时 ， 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 ， 深以为耻 ，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 。一次 ， 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 ， 走到一个深潭边 ， 见潭下临万仞绝壁 ， 有根木头横在上面 。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 ， 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 ， 当即摇头 ， 连说不敢 。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 ， 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 。”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 ， 神采依旧 。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 。”章惇问为什么 ， 苏轼说：“能自判命者 ， 能杀人也 。”章惇听罢 ， 哈哈大笑 。
熙宁初 ， 章惇得王安石赏识 ， 被委以要职 。后来 ， 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 ， 章惇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 ， 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 ， 言辞极为尖锐 。高太后大怒 ， 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 ， 章惇被贬出朝廷 。
章惇返回朝廷后 ， 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 ， 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 。绍圣元年（1094） ， 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 ， 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 。章惇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 ， 将两人也贬到岭南 。绍圣四年 ， 章惇等人频频上奏 ， 哲宗又开始对元祐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 。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 ， 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坟墓 ， 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 ， 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 ， 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 。仍在世的元祐大臣 ， 均被贬出朝廷 ， 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
哲宗像章惇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 ， 即编类元祐臣僚章疏 ， 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 ， 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 ， 此活动一直到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 。此外 ， 章惇在贬逐元祐党人时 ， 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 。
苏轼贬儋州 ， 是因为苏轼字子瞻 ， “瞻”类似“儋” 。刘挚贬新州 ， 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 。
黄庭坚贬宜州 ， 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 。而刘安世贬逐时 ， 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 ， 说他命极好 ， 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 ， 说：“刘某命好 ， 让他去昭州试试 。”竟将人的生死视为儿戏 ， 不幸为苏轼所言中 。
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哲宗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 ， 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 ， 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 ， 因此 ， 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 。绍圣初 ， 逢郊祀大礼 ， 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 ， 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 。有大臣请示哲宗 ， 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 ， 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 ， 说决不可以 。
绍圣四年（1097） ， 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 ， 以“感召和气” ， 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 。而对于王岩叟 ， 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 ， 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 ， 用心极险恶 ， 也就更加痛恨他 。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 ， 至少在哲宗统治时期 ， 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
事实上 ， 在哲宗初年 ， 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司马光除外） 。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 ， 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 。新党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 。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 ， 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 ， 消弭冲突 ， 因势利导 ， 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 。但很不幸的是 ， 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 ， 导致了绍圣后哲宗和新党的反扑 ， 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 ， 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
其他网友观点官场如战场 ， 有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 ， 有的人揣着糊涂装明白 。但德才兼备的苏轼偏偏是那种揣着明白啥也不愿意装的人 ， 不论何时何地 ， 看到不合理的人和事总是不吐不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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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性格特点 ， 说文艺点是耿直boy正义感超强 ， 说现实点是时时得罪人处处不受待见 ， 用苏轼自己的话说 ， 就是“满肚子不合时宜” 。
其实苏轼自己也一直都知道他为什么德才兼备但仕途却一直不顺的原因 ， 但每次看到问题了他又管不住自己的嘴 ， 而每次一说话就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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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即巅峰的苏轼宋仁宗嘉祐元年三月 ， 21岁的苏轼与19岁的弟弟苏辙 ， 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来到北宋都城开封参加科考 。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惊艳四座名动京城 ， 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直接给苏轼打了第二名 。
身为北宋文坛宗主的欧阳修 ， 对苏轼文中“皋陶曰‘杀之’三 ， 尧曰‘宥之’三”一句感到新奇 ， 于是谦虚向苏轼问道：“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呀？”
苏轼随口就说：“在《三国志》孔融的故事里 。”
没想到欧阳修真的回去认真阅读了一遍孔融的篇章 ， 却一无所获 。纳闷的欧阳修第二天又向苏轼请教 ， 这时苏轼却告诉欧阳修：“我是想当然编造的 ， 根本没有这个典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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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一答当中 ， 青年苏轼无所顾忌口无遮拦的性格可见一斑 。
不过这时的苏轼 ， 是相当幸运的 。他遇到的是胸怀宽广的欧阳修 ， 欧阳修在几乎被苏轼戏弄一番后 ， 却哈哈大笑 ， 反而觉得这小青年脑子活 ， 会读书并且善于运用知识 。
同时代的大诗人杨万里在他的《诚斋诗话》里面详细记载了这一令人感动敬佩的文坛轶事 。
而欧阳修还在写给同僚好友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
“此人善读书 ， 善用书 ， 才学比我高出一头 ， 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读（苏）轼书 ， 不觉汗出 ， 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 ， 放他出一头地也 。”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 ， 甚佳 ， 今却纳上……吾徒为天下所慕 ， 如轼所言是也 ， 奈何动辄逾月不相见？轼所言乐 ， 乃某所得深者尔 ， 不意后生达斯理也 。”
——《与梅圣俞书》第三十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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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不仅在信里诚心诚意的夸赞苏轼 ， 还说读苏轼的文章 ， 就像夏天出汗一样痛快 ， 甚至觉得苏轼文章比他自己还要高出一头 。这几句话在后来也引申出一个典故——出人头地 。
这段经历 ， 应该是苏轼一生中运气少有地好到爆棚的时刻：怀才被知遇 ， 名师愿提携 。真正的年少有为宏图待展 ， 一旦进入仕途 ， 势必青云直上 。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 ， 苏轼的母亲在此时不幸病故 ， 按律例苏轼和弟弟不得不立即返乡丁忧 ， 为母守孝三年 。
三年后再回到京城 ， 物是人非 ， 26岁的苏轼 ， 除了再次靠才华在考场大放异彩 ， 考取了北宋科举史上最高等 ， 被时人称颂为“百年第一”外 ， 运气似乎再也没有那么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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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官场的愣头青嘉祐六年（1061年） ， 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 相当于今天的市长秘书 。而他的上司——凤翔知府陈公弼 ， 便是他初入职场的第一道“障碍” 。
《陈公弼传》记载 ， 陈公弼是一个身材不高、又黑又瘦 ， 目光冷若冰霜 ， 语言尖锐犀利 ， 严肃得几乎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头 。据说苏轼和同事们在一起游乐玩赏 ， 一听说陈公弼来了 ， 就再也没有人说笑 ， 吃喝也觉得没味了 。
苏轼来凤翔府报道当天 ， 陈公弼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因苏轼在科考中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被宋仁宗钦点最高等 ， 一个同事就尊称他为“苏贤良” 。
没想到陈公弼对此极不高兴 ， 公开批评：“一个小小判官有什么贤良的？”同事将那个同事打了几板子 ， 令苏轼非常难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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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因为和陈公弼赌气 ， 在不久后的中元节聚会中缺席 ， 被陈公弼直接“罚铜八斤” ， 相当于罚款一千六百分钱 。这事让苏轼再次被大伤情面 ， 两人内心彼此越来越看不惯 。
当时的苏轼虽然职位不高 ， 但早已因为文采名扬天下 ， 但陈公弼完全不买账 ， 每次对苏轼写的公文都是圈圈点点 ， 多次打回 。这也让苏轼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
年轻气盛的苏轼对这一切绝不会逆来顺受 ， 终于在一次等了陈公弼两个时辰还见不到人后 ， 满腹牢骚地写下一首《客位假寐》：
谒入不得去 ， 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 ， 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 ， 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 ， 且复忍须臾 。
更直接的报复还在后面 ， 陈公弼为了让官员们有休息的地方 ， 在官府后面建了一座“凌虚台” ， 他请苏轼来写文章纪念此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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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终于抓住机会 ， 在这篇公开展示的《凌虚台记》中不无讥讽地写道：
秦汉隋唐当年的皇宫搞得多么富丽堂皇 ， 比这小小的凌虚台壮观多孔 ， 现在还不是只剩下断垣残壁了吗？宏伟的王宫尚且如此 ， 何况这一小破台乎？
计其一时之盛 ， 宏杰诡丽……然而数世之后……破瓦颓垣 ， 无复存者……而况于此台欤！
不过让苏轼意外的是 ， 这次严肃苛刻的陈公弼看了文章后 ， 却哈哈大笑 ， 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吾视苏明允犹子也 ， 某犹孙子也 。平日帮不以辞色假之者 ， 以其年少暴得大名 ， 惧夫满而不胜也 ， 乃不乐邪？——邵博《邵氏见闻录》
苏洵在我眼里和儿子没分别 ， 所以苏轼就和我孙子一样 。我平时对他是严苛了点 ， 主要是担心他少年爆红容易迷失自己 ， 没想到这小子真忌恨上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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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 苏轼在回忆往事时 ， 才在《陈公弼传》中忏悔不已：
轼官于凤翔 ， 实从公二年 。方是时 ， 年少气盛 ， 愚不更事 ， 屡于公争议 ， 至形于颜色 。已而悔之 。
只是这忏悔是直到18年后 ， 历经浮沉才明白过来的 。中间这18年 ， 却是苏轼仕途最不顺 ， 甚至差点搭上性命的18年 。
而造成这不幸的 ， 却依然是苏轼自己心知肚明的“年少气盛”“形于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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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浮沉的苏东坡公元1605到1606年 ， 苏轼家中接连遭遇不幸 。头一年五月 ， 苏轼的夫人王弗在京城病逝 ， 第二年四月 ， 父亲苏洵去世 ， 苏轼又和弟弟返回家乡守孝三年 。
1608年冬天 ， 苏轼和弟弟返回京城 ， 正好赶上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和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 ， 新政一定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 尤其是贵族和老臣 。
为了壮大支持队伍 ， 王安石不得不大批起用新人 ， 以至于很多不学无术的人趁机混进朝堂 。
刚刚回来的苏轼对这乌烟瘴气的情形十分不满 ， 同时也看到了王安石新法中急于求成的各种弊端 ， 于是坚定地站在了反对派司马光这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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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臣们暗暗较劲不同 ， 苏轼说反对就不顾一切地要大声喊出来 。他先后给宋神宗上了《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拟进士对御试策》《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多封奏章 ， 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 。
除了向皇帝上疏 ， 苏轼还多次当面戏弄嘲讽王安石 ， 《高斋漫录》中就记载有苏轼随口编造斑鸠的“鸠”的故事戏弄王安石的事情 。
这一系列明目张胆地唱反调原本也不只苏轼一个人有 ， 但苏轼文章天下闻名 ， 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 ， 一举一动都引起极大关注和反应 。王安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们对此十分恼怒 ， 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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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 ， 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皇帝：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愚弄朝廷 。七月二日 ， 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等候上场 ， 指出苏轼的《元丰新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面有多处讽刺新法、侮辱皇上的诗句 。同一天 ， 御史中丞李定出手 ， 直接在奏章中列出苏轼四大该杀之罪 。这一系列的煽风点火 ， 终于让北宋最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彻底爆发 。苏轼被五花大绑下捕入狱 ， 并遭到辱骂和暴打 ， 不堪忍受的他几次想自尽一死了之 。
连番的刑讯逼供中 ， 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苏轼在《狱中寄子由二首》中悲哀地写道：
是处青山可埋骨 ，
他年夜雨独伤神 。
与君今世为兄弟 ，
又结来生未了因 。
字里行间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 可见当时情形有多恶劣 。
直到被关押了130天后 ， 苏轼才在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出面要求下 ， 被放了出来 ， 被贬至湖北黄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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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两年后 ， 苏轼再次被起用 。此时的朝廷中 ， 很多朋友和敌人都不在了 ， 风向也变了 。
曾经大刀阔斧实行变法的王安石已经被排挤出朝堂 ， 守旧派的司马光一家独大 ， 皇帝也换成了宋哲宗 。
苏轼回来的时候 ， 昔日的老领导司马光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元祐更化” ， 这是与王安石变法针锋相对的恢复旧政 ， 除了将变法全盘否定外 ， 还趁机清算变法支持者 。
然而 ， 经历了“乌台”九死一生的“文字狱” ， 再被下放到不毛之地黄州劳教两年 ， 苏轼“嘴欠”的毛病 ， 依然没有多少改变 。
看到旧党人物各种趁火打劫公报私仇的行为 ， 依然口无遮拦 。他与司马光激烈争论变法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的事 ， 司马光气得脸色都变了 。
当年一个阵营的兄弟 ， 都差点被对手整死了 ， 回来了却开始帮对手说话——这还不如猪队友啊！但苏轼比司马光更生气：你们这眼里还有天下苍生吗？一个个都在夹带私货 ， 朝廷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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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谁也不服谁 ， 苏轼竟然公开叫司马光为“司马牛” 。甚至在给朋友写信时也愤愤不平：
昔之君子 ， 惟荆是师；今之君子 ， 惟温是随 。所随不同 ， 其为随一也 。老弟与温相知至深 ， 始终无间 ， 然多不随耳 。——《与杨元素十七首》
以前大家都以王安石为榜样 ， 现在的人都追随司马光 。我和司马光是多年相知的挚友 ， 但我绝不盲目跟随他！哼！
——言辞间甚至能想象出来他气鼓鼓的样子 ， 活脱脱一个性情中人 。
苏轼的这种态度 ， 造成了他自己“上与执政不同 ， 下与本局异议”的两头不是人之尴尬境地 。所以遭到打压排挤 ， 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
这一切的矛盾 ， 终于积压成公元1086年分别以苏轼 ， 程颐和司马光为代表的的蜀、洛、朔三党混战 。
最终 ， 再次被攻击的苏轼 ， 仕途彻底无望 ， 以六十岁的高龄被一贬再贬 ， 从惠州到儋州 ， 漂泊至生命最后一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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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轼一生 ， 才华横溢 ， 明理务实 ， 但过于强烈的正义感 ， 使他一直没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度 ， 经常让自己处在上下不讨好的境地 。
而他除了有天赋异禀的才华外 ， 也有旷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性格 。所以 ， 虽然几乎大半生都跌在人生低谷 ， 但依然政绩显著 ， 成就斐然 ， 无穷的价格魅力和无尽的文化遗产是他被后世人们敬仰的原因 。
其他网友观点苏轼才华横溢 ， 北宋诗文第一 。但他有性格缺陷 ， 在政治风向上多权谋 ， 在个人生活上多幽默旷达 ， 政治立场不坚定 ， 幽默过火往往是讥讽得罪他人 。
苏轼的性格缺陷 ， 加上三苏与王安石交恶 ， 是苏轼仕途不顺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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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轼恃才放旷 ， 多因讥讽得罪人苏轼的诗文 ， 北宋第一 ， 但他因此而放旷 ， 说话没有分寸 ， 到处得罪人 ， 这就不对了 。
苏轼第一次被贬的乌台诗案 ， 如果仔细分析他的诗 。他的诗确实是有一些牢骚在里面 。
当然 ， 因言治罪 ， 不是好的政治现象 。
但是 ， 苏轼发牢骚罢了 ， 还到处显摆 ， 就被人抓住小辫子了 。
元祐初年 ， 苏轼被文艺老年人高太后提拔 ， 但不知开玩笑的分寸 ， 大力讽刺小程子程颐 ， 把程颐编成各式段子 。
程颐修养表面上看起来很好 ， 其实肚子里一团火 。
然后 ， 就是旧党的第一次大分裂 ， 苏轼的蜀党和程颐的洛党的大内斗 。两党斗争 ， 一直持续到旧党垮台为止 。
被章惇一股脑儿全打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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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苏与王安石的交恶苏轼的老爸苏洵 ， 和王安石是老对头了 。
苏洵骨子里是纵横家的思想 ， 重视人治权谋 ， 也影响了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 。
纵横家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 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大风向来选择自己的立场 ， 纵横文学权谋之术 。
苏洵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 ， 没有指名道姓 ， 但明眼人一看 ， 就知道说的是王安石 。苏洵把王安石说成是大奸大恶之人 。这篇文章还被收入《古文观止》 。
苏洵说 ， “今有人” ， “阴贼险狠 ， 与人异趣” ， 给匿名人王安石的评价是：阴毒、贼害、险恶、狠戾 ， 简直不是人 。“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 ， 王安石是两大奸臣合为一体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 ， 鲜不为大慝 ， 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这就骂的更狠了 ， 竖刁用自宫来服侍齐桓公 ， 易牙烹了自己儿子给齐桓公当美食 ， 开方抛弃卫国君主长子继承权来给齐桓公当手下 。苏洵的意思是 ， 王安石不近人情 ， 就和三大坏蛋是一样的 。
嘉佑元年 ， 苏洵和王安石在开封第一次见面 ， 各自的印象都大坏 。
当时欧阳修是翰林学士 ， 文坛盟主 ， 在家里设宴招待苏洵和王安石 。苏洵看不起王安石 ， 就问欧阳修 ， 座中“囚首丧面”的是谁？得知是王安石后 ， 立即说此人“必乱天下” ， 劝欧阳修不要跟王安石来往 。
王安石当然对苏洵也不客气 ， 直接在大庭广众下诋毁苏洵是战国纵横之术 ， 尽是些权谋玩意 。
苏洵在科举上屡屡失败 ， 想通过文章越过科举 ， 得到朝廷大臣的破格提拔 。但王安石一搅和 ， 使得富弼不同意直接提拔苏洵 。
又过了四年 ， 到嘉佑五年 ， 才给了苏洵一个秘书省试校书郎的临时工的位子 ， 正九品 。
嘉佑五年 ， 苏轼和苏辙参加了制科的特殊人才考试 。王安石对他们却看到不眼里 ， 评价苏轼跟苏洵一样都是纵横之术 。苏轼拿了最高的第三等 ， 苏辙是第四等 。朝廷安排苏辙担任商州推官 ， 但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是附庸宰相攻击官家 ， 不肯给苏辙草写诏书 。
苏辙官也没当成 ， 只好回家侍奉老父 。
从此 ， 苏洵视王安石为仇人 ， 怀着满腔仇恨写下了《辨奸论》 。
朱熹看得很清楚 ， 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说 ， （苏洵）“父子皆切齿之（王安石）” 。父子三人都对王安石咬牙切齿 。
熙宁二年 ， 王安石开始变法 。
苏辙一开始还没摸准政治风向 ， 上书皇帝大谈理财“夫今世之患 ， 莫急于无财而已 。财者 ， 为国之命 ， 而万事之本 。”神宗一高兴 ， 把苏辙加入了制置三司条例司 。
神宗还准备重用苏轼 ， 王安石进行了阻挠 ， 认为苏轼和自己学术不同 ， “其才为世用甚少 ， 为世患甚大 。”
随着朝廷元老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纷纷反对新法 。苏轼看清楚了政治大风向 ， 认为王安石必定搞不下去 。
沉默许久的苏轼 ， 开始对新法进行无差别攻击 ， 并在上书中暗示王安石是奸臣 ， “必有奸臣指鹿之患” ， “将以折奸臣之萌” 。
王安石是何等高明手腕 ， 用点小计谋就把苏轼赶走了 。谢景温弹劾苏轼在送苏洵灵柩回乡时夹带私货 。王安石让人去细细察点 ， 虽然没有查到真凭实据 ， 却把神宗对苏轼的印象搞坏了 。
神宗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 ， 卿误知之 。”
三苏与王安石的个人恩怨 ， 决定了苏轼的仕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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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那样不顺？】李建明 ， 《辨奸论》之真伪与苏王之恩怨探析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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