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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观察 走出“诈骗村”:海南儋州的反诈之路( 三 )


符警官发现，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诈骗案上用不上了 。他逼着自己学习，每办结一起诈骗案，就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法，工作笔记上写得密密麻麻 。现在，他接到疑似电信诈骗的电话，不会像以前一样直接挂断，而是主动和对方聊一聊，“万一又学到经验了呢？”
与其他地方侦破诈骗案的方式不同，儋州作为“窝点地”，往往没有案源，要靠警方自己找受害人 。符警官解释说，“即使嫌犯交代了诈骗行为，但没有受害者的指认，就形成不了证据链，定不了诈骗罪 。很多时候，嫌犯自己都不知道骗了谁 。”
在去年的“断卡2号”集中收网行动中，儋州市公安局抓获了一个有30多名成员的特大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涉案金额超过一千万 。在这起案件中，作案银行卡有100多张，受害者超过500个，遍及全国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最远的受害者在新疆 。专案组给受害者一个个打电话，向他们的属地派出所发协查函求外援 。
这摊细碎的活儿并不好干 。第一次，专案组发出了550份协查函，但反馈回来的材料只有100多份 。“很多受害者嫌麻烦，不去报案，有的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
一开始，民警们用私人手机给受害者打，很多人直接就撂了，也有人反问，“是不是又想骗我？”民警后来用局里的座机打，两次、三次、四次，僵局才慢慢打破，最终收到了460份报案材料 。
这些变化并非一日之功，还得益于5年前由市委、市政府批准，在儋州市公安局挂牌成立的反诈骗中心 。这是海南省第一家反电信诈骗中心，整合了公安、通信、银行等各方资源，抽人专职联席办公 。
儋州市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采访人员，反诈中心成立后，既简化了办案流程，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对涉诈电话进行预警和拦截，使发生诈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
反诈中心民警黄曾好的工作是拨打劝阻电话，他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刚刚尾号×××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不要相信，他是骗子……”像这样的电话，在诈骗案高发期，他和团队一天要打一千多个，“我们不敢保证打这个电话能起多大作用，但打出去了，能引起老百姓的警惕，就放心一些了 。”
一个可喜的信号是，2019年以来，儋州全市共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2338人，破获案件4340起，捣毁诈骗窝点249处，缴获冻结涉案资金951万 。
最近，黄曾好觉察到，反诈骗中心分析出的诈骗电话越来越少，他平均每天只拨出100个阻断电话，“这是好事，说明打击多了，骗子变少了 。”
“要治标，更要治本”
2020年，公安部对诈骗窝点集中、黑灰产泛滥、行业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域实施红黄牌警告和挂牌整治制度，儋州连续18期综合分值排名未被通报 。
“不能让’打工不如打电话’的思想继续蔓延了 。”谈及当下的反诈工作，赵细军语气坚定，“曾经，这里有些老百姓好逸恶劳，开了一个不好的头，现在要把诈骗土壤、文化彻底铲除，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
赵细军告诉新京报采访人员，眼下，儋州市的反诈力度并未减轻，警方需要应对不断涌出的新型骗术 。比起办案数据，一些本地诈骗犯的改变更让他感到欣慰 。
兰洋镇南罗村委会治保主任冯跃形向新京报采访人员介绍，儋州市曾向电诈重点村派驻工作组，对重点人员实行行踪报告制度 。所谓“重点人员”，是指电信网络诈骗在逃人员、刑释人员、在押人员 。儋州近年来列管的4325名涉诈重点人员，也全部纳入了电信网络诈骗重点人员名单，他们需要配合采集声纹、指纹、DNA、虹膜、手机等基础信息 。“搞这么严，就是想在村里形成震慑，让他们彻底断了行骗的念头 。”
变化体现在刑释人员身上 。冯跃形说，“以前有些小孩不懂事，法律意识淡薄，骗钱挥霍，现在经过教育改造，他们改变很大，很多刑释人员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有创业的，有外出打工的，还有的成为了养殖大户 。”
王斌（化名）是兰洋镇的村民，今年30多岁，初中辍学后，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电信诈骗，被抓后判了四年多 。
出狱后，他看到村里扶持种植业，就和朋友合伙承包了20亩地种水果 。每天凌晨，妻儿还在熟睡，他就爬起床去橡胶林割胶，如果不下雨，一天能有两三百元收入 。下午，他再到果园打药除草，这些果苗去年第一次结果就卖了几万元 。
如今，他已经记不起当年实施诈骗的细节了，但提起这件事他还感到后悔，“再也不敢接触那些东西了，勤劳才能致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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