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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观察 走出“诈骗村”:海南儋州的反诈之路( 二 )


在儋州，许多老人留守乡村种橡胶，年轻人外出务工，诈骗团伙便将目光瞄准十几岁辍学的初中生或待业青年 。他们混迹在各种QQ群，“谁个愿意提供银行卡走资金流？”虽然未提诈骗，但大家彼此形成了默契，愿者上钩 。
根据“行规”，只要提供一张银行卡，就能获得2000元左右的酬金 。提供取款服务的人，每单抽成10%-20%，有的熟手干脆玩起“黑吃黑”，把取到的钱私吞 。
羊贵东如今已是木棠镇积万村支部书记，在他看来，当地诈骗泛滥的原因是外面世界的诱惑太大，“看到别人诈骗轻松到手几万块，天天吃好的喝好的，小车开着，多少有些心动 。”
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民警符警官也有类似的感受，他从警十多年，办过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他发现，很多嫌犯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符警官常在心里想，“多好的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怎么会干起诈骗？”
而让符警官觉得更荒唐的是，在当地不少农村，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会拿诈骗作为评判小孩是否有出息的标准，即便警方发布网上追逃令后，也很少有家长会规劝其孩子投案自首，“他们甚至觉得无所谓 。”
被“点名”之后
由于诈骗猖獗，2015年10月9日，国务院将儋州市列为全国7个电信诈骗重点整治地区之一 。此时，儋州升级为地级市还不到半年 。
很快，消息传到了这个人口刚过百万的年轻城市 。当时，符警官还只是儋州市一个乡镇派出所的普通民警，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热爱的城市会以这种方式“出名” 。
他形容那种感觉“很难堪”，但转过头来，他又和同事们开始思考：“是不是我们的打击力度还不够？”
其实，被“点名”前两个月，儋州市就启动了打击电信网络新型犯罪专项行动，在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上，儋州警方表态，要主动出击，打掉儋州电信诈骗这张“黑名片” 。
与专项行动“配套”的还有联席会议制度，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担任组长，成员包括市综治办、法院、检察院、司法局、人民银行、工信局、银监办等22个成员单位主要领导，会议不定期召开，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必须参加 。
2016年，儋州市制定了举报奖励办法，最高奖励50万元 。2019年，奖励办法做了修订，群众举报抓获1人的奖励人民币1万元，直接扭送1人的奖5万元，动员投案的酌情奖励，最高奖励50万元 。
“群众参与举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了，每年发放出去的奖励都在增加，政府的拨款上不封顶 。”儋州市反诈专项办负责人赵细军提供了一个数据，截至目前，全市已发出奖金八百多万元 。
2019年，儋州开始实施“史上最严问责机制”，各镇党委书记、镇长等负责人立下“军令状”，对摘不掉电信诈骗重点镇“帽子”的相关负责人予以免职 。
儋州市公安局也摸索出了“全警反诈”的工作思路 。普通侦查员、基层派出所都得接电信诈骗的案子，无论大小 。符警官所在的刑警支队每个月都要开两三次总结会，这些年形成了一个传统——大队长会在会上公布每一位侦查员当月的破案数量、挽回损失等情况 。每当念到自己的名字时，符警官都莫名觉得激动 。
赵细军觉得，当前的电信诈骗态势对儋州的地方形象不利，也会影响今后的投资营商环境，“局里已将打击电信诈骗提高到和‘扫黑除恶同’等重要的位置 。”
赵细军的另一个身份是儋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从2017年起，他带领的这支拥有15位民警的队伍开始专门从事“反电诈”工作 。平日里，除了定期组织开展“断卡”行动、“蓝天”行动、“净土”行动等集中收网外，他们还要核查落实公安部、海南省公安厅下发的诈骗线索 。
符警官就是在2017年调到市局刑警支队第三大队的 。和很多同事一样，加班成了常态，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有外地警方跑到儋州来寻求案件协助 。
最忙的时候，符警官一个人就接了20起电信诈骗案件，困了就嚼槟榔 。“去饭堂吃饭或者下班路上，都能听到很多同事在谈论手上的案子，现在全国流行什么诈骗手段，有没有可能出现在儋州 。”
正在发生的改变
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 。从城市街头、公共场所到乡间小道，反诈标语多了起来；警方的喇叭每天在路上响个不停；去银行取钱的人不能戴帽子，否则取款机就会发出警报声 。
参与侦办电信诈骗案后，符警官明显感觉到工作方式变了 。过去，他的日常工作和大多数基层民警一样：接报警电话，做笔录、跑现场，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而现在，他常常对着电脑屏幕，在网上找线索，从作案工具中找受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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