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的名利江湖，反腐为什么难？(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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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一般直接与医药代表商谈药品销售的回扣比例 ， 大多在12%到20%之间 ， 涉事12家医药企业 。 其中 ， 2012年10月至2015年7月 ， 收受恒瑞医药给予的注射用奥沙利铂 ， 回扣达到120805元 。
这些涉及的药品与医生 ， 只是肿瘤领域名利场的冰山一角 。
以消化道、抗肿瘤为主营的药企奥赛康 ， 营销费用占比更畸形 ， 2019年 ， 其总收入为45.19亿 ， 销售费用高达27.91亿 ， 占比高达61.75% ， 研发支出则只有销售费用的1/9 。 大笔研发费用 ， 用于所谓学术推广费、业务宣传费、差旅费等 。
这么庞大的营销费用 ， 暗藏不可明说的交易 。
焦雅辉也公开表示 ， 张煜反映的个别问题 ， 比如基因测序、基因检测、癌细胞治疗等是否存在不当利益交换 ， 国家卫健委已经请上海市卫健委进行调查 ， “如果发现有利益交换和利益输送的一些违法违规情况 ， 我们绝不护短 ， 绝不回避 ， 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 ”
指南不是万能的
那么 ， 是否超说明书、超适应症使用都该一刀切 ， 全部认定为有猫腻？真相远非如此简单 。
根据国情、药物审批上市情况以及不同人群特征 ， 各国卫生监管部门诊疗指南的制定上 ， 会指定不同的治疗指南 。 譬如美国有NCCN治疗指南 ， 中国则有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和中国抗癌协会（CACA）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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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医疗行业人士表示 ， 肿瘤（尤其是中晚期肿瘤）就是“不治之症” ， 实际临床治愈案例并不多；其接触的患者若罹患罕见肿瘤 ， 没有一款药物可以按照指南或者获批适应症“合规”使用 ， 基本都只能超适应症用药 。
“只要有听说的药 ， 一线可能 ， 就都会尝试 ， 不然就只能进入保守等待治疗 。 ”他告诉《21CBR》采访人员 ， 这种情况下 ， 患者或者家属主动要求用更贵、更好的药 ， 甚至在明明靶点不合适 ， 或者根本不适用的药物 ， 都会恳求医生去尝试 。
“这里面不是只有利益 ， 也不是纯粹的治疗 ， 就是寻求一线生机和一种心理安慰 。 ”
“在开展超适应症和超治疗指南的临床研究上 ， 这些是临床治疗的创新 ， 并不是过度治疗 。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坦言 ， 基于较为充分的临床证据 ， 给予患者超适应症或者是超指南的治疗 ， 是允许的 ， 许多药物超出了适应症以后也确实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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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
一位官方高层透露 ， 数年前 ， 主管部门对超过1400家三甲医院（含肿瘤科医院）进行抗肿瘤药物使用情况的网络检测 ， 检测结果自动实时传输 ， 而该检测网络内 ， 未发现医院滥用药物的 。
一位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告诉《21CBR》采访人员 ， 利益导向下的错误用药固然不可取 ， 但是 ， 超指南的治疗也应留有一定空间 。 在他的临床案例中 ， 一样有多种治疗手段组合 ， 比如针对晚期肺癌的患者 ， 单独用PD-1的效果不好 ， 就会将放射治疗、抗血管生成治疗和PD-1抗体三者组合 ， 以期产生1+1＞2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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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单抗治疗癌症原理
他坦言 ， 在西方国家 ， 用药往往严格遵照说明书批的适应症 ， 如果没有指南推荐方案或者方案无效 ， 一个肿瘤病人的选项是两个：第一 ， 进入新药临床试验；第二 ， 最佳支持治疗 。
在中国 ， 患者和家属往往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 1%的希望 ， 要尽100%的努力 ， 会给医生和患者家属更多协商机会 。 很多时候 ， 国内医生在临床比欧美医生经验更丰富 ， 甚至更前沿 。
“新的治疗模式 ， 我们会在全国和同行交流 ， 扩大临床案例数 ， 去做更多的对照试验 。 任何新技术的尝试 ， 兼顾先进性 ， 也必须要讲究规范性 。 ”该主任评论说 。
27日 ， 国家卫健委下发通知 ， 启动又一轮纠正医药领域购销不正之风的工作 ， 要求压打商业贿赂、企业利益输送 。
肿瘤治疗固然要严查黑幕 ， 也依然要相信专业、信任医生 ， 给予他们必要的自由裁量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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