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 ， 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 。其实 ， 《论语》书名的复杂性 ， 远超任何一部经典 。《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 ， 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 ， 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 ， 确实值得探讨 。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 。《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 ， 如果此说成立 ， 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 。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 夫子既卒 ， 门人相与辑而论纂 ， 故谓之《论语》 。”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 ， 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 。这看上去很有道理 ， 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 ， 按孤证不立的原则 ， 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 。《论语》的编纂 ， 不是一人完成的 ， 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 。《论语》的编纂团队 ， 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 ， 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 ， 这个编纂团队 ， 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 。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 。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 ， 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 ， 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 ， 否则 ， 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 ， 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 ， 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 ， 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 ， 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论语的名字的由来 论语的名字由来】周秦古书的命名 ， 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 ， 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 。《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 ， 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 。此说显然有违事实 。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 ， 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 ， 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 。在这里 ， 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 ， 而只能说另有原因 ， 即：孔安国以前 ， 《论语》书名鲜有人知 ， 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 ， 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 。孔安国之后 ， 《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 。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 。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 ， 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 ， 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 ， 《论语》书名极其罕见 ，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 ， 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 ， 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 ， 除此以外 ， 《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 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 。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 ， 直到二百余年后 ， 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 。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 ， 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 ， 《论语》乃汉代所新创” ， 换言之 ， “今名《论语》之书 ， 在先秦本名《孔子》” 。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 ， 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 ， 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 。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 ， 《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
但是 ， 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 ， 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 。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 ， “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 ， 无一条是先秦的 ， 从证据上说 ， 《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 ， 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 。《论语》书名的考据 ， 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 ， 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 。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 ， 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 ， 如《李克》；以号命名的 ， 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 ， 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 ， 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 。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 ， 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 。当然 ， 也有例外 。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 ， 一书两名 ， 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 ， 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 ， 《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 。弟子各有所记 ， 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 ， 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 。后来 ， 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 ， 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 ， 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 ， 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 ， 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
到了汉代 ， 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 ， 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 ， 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 。《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 。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 ， 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 ， 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 ， 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 。除此以外 ， 《论语》还有别名 ， 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 ， 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 ， 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 ， 其例达数百处；其中 ， 以“经”的名义引用的 ， 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 ， 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 ， 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 ， 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 。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 ， 经常混用 ， 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 ， 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 ， 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 。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 ， 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 。就共名而言 ， 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 ， 自然可以成立 ， 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 ， 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 ， 亦有理可据 ， 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 。在这里 ， 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 ， 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 ， 是十分必要的 。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3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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