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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沙雷，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风，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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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字，5-7分钟）
一、入 秦
公元前361年，在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相国公叔痤行将死去。他这一生，试图对所有人都问心无愧，临死之前亦如此。魏王来看他，问候之外，也说起谁可以继任相国之位？他早已准备好答案：公孙鞅。公孙鞅是相国府的大才，公叔痤的门生，可是魏王并不了解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将信将疑。公叔痤好像看透了魏王的疑虑，又加了一句：如果不用他，就要杀了他。
魏王有些惊讶，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地走了。公孙鞅却来了，也是来看公叔痤。公叔痤不想害了公孙鞅，如实相告：“我已经向魏王推荐了你，并言明若不能用你，必须杀你。可是魏王没有回我，他看来不会用你了，你还是赶紧离开魏国吧。”真是个面面俱到的公叔痤！也不知道公孙鞅当时心里怎么想的，是该感激还是该傻笑。
此时，公孙鞅第一次展示了他的惊人天赋：洞察。他淡淡地回应公叔痤：“不妨事。魏王既然不会听您的话用我，自然也不会听您的话杀我。”说完之后，还是静静地待在魏国。魏王果然没有用他，也没有杀他，直到十多年后公孙鞅带领秦国的锐士劲卒逼得魏国不得不迁都后，魏王才追悔莫及。那一战之后，公孙鞅被封为“商君”，人称商鞅。
也许，洞察人性是法家弟子的共同特长。他们对人性的喜好与恐惧洞若观火，并因势利导善加利用，引申出法家基本的内政、外交、用兵等方略。商鞅在这方面确属天赋异禀。他与魏王的接触远不及公叔痤，可是对魏王心思的把握，那份准确与从容，却远胜公叔痤。
时势造英雄。自从周威烈王承认强大的诸侯国晋国被大夫们瓜分为赵、魏、韩之后，斯文尚存的春秋时代被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不管诸夏还是蛮夷，都进入征战杀伐为主的战国时代。旧的秩序摇摇欲坠，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决定各国生死存亡的，不再是天子、诸侯或大夫的世袭名位，而是战场上的军事角力，是赤裸裸的国力竞争，和国际交往的纵横捭阖。各国诸侯求贤若渴，士人成为一支独特的力量，他们赖以施展才能的历史舞台正缓缓升起。商鞅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秦孝公的求贤令一出，他就毫不犹豫地西进，踏上了秦国的土地。
商鞅看中的，并不是秦国有多强大。当时在列国中，秦国差不多是最弱的，一直被各国以戎狄视之。也就是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才刚刚废除“人殉”的陋俗。地缘政治上也没有优势，与强大的魏国为邻，刚刚即位的秦孝公割地求和，被强大的魏武卒死死压在函谷关内，逐鹿中原是一个与秦无关、遥不可及的梦。
但是，商鞅还是选中了秦国，秦国也选中了商鞅。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影响至为深远的变法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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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 法
商鞅是一个深具谋略的改革家。在变法之前，他做了两件事：取信于君和取信于民。他知道变法会触及利益，一定比触及灵魂还难，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被既得利益群体来个肉体消灭。所以，为了取信于君，他并没有和盘托出，而是先后以帝道、王道、霸道三试秦孝公，确定了秦孝公是真心渴求富国强兵，而且是要迅速地富国强兵。又以“治国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来驳斥上大夫甘龙为首的守旧派，以“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来给秦孝公打预防针，堵住日后将会非议变法的悠悠众口。然后，为了取信于民，他策划了一场“徙木立信”的行为艺术和变法路演，以百金之资让秦国民众人人皆知变法可信。取信于君、取信于民之后，商鞅的变法才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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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史角度讲述的这场变法，起于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在商鞅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条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思是，一家如果有两名成年男丁以上还不分家的，赋税加倍征收。这是一条鼓励分家的法令，看上去并不起眼。可是，它跟其他几条法令一起，勾勒出商鞅变法的第一个目标：粮食产出最大化。
商鞅的想法很简单，要成就帝王之业，必须富国强兵，至少需要足食、足兵。决定粮食产出有两个基本因素：土地和人力。当时秦国的国情是地广人稀，而邻国如赵魏韩都是“地狭人稠”。商鞅曾经分析过，广袤肥沃的秦川沃土，有人耕种的不过五分之一，这是秦国国力不强的原因，也将是秦国国力强盛的潜力。所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有效的农业人口和农业产出，成为商鞅诸多法令的共同指向。他废井田开阡陌，通过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承认土地私有，让土地和人的结合更加清晰、更加直接，进一步动摇了封邦建国的制度根基；他重农抑商，加重贵族、商人的税赋，还禁止农民购买粮食，甚至实行愚民政策，连谈论学问也要禁止，只为强迫农民专心种田；他恩威并施，对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农民免除劳役、赏以爵位，对因为懒惰致贫的降格为奴；他吸引移民开荒，对于附近国家入秦的农民，免其三代的兵役，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上文提到的鼓励分家的法令，也来自于这一系列的政策，当时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牛耕方式也已出现，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家庭从事从业生产具备可行性，效率更高，而且有利于秦国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征收户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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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第二个目标是：军事战力最大化。在列国中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是更加直接的变法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商鞅从根本上触及了秦国一些拥有采邑的宗室贵族的利益。例如，商鞅的法令规定，把全国民众的爵位分为二十级，与出身无关，只由军功（或耕种的成果）决定，临战能斩敌首级者，方能得到相应的爵位，并据此定尊卑和享受免除徭役或者赋税的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者，不得为属籍”，没有军功的，即使是秦的宗室，也得不到爵位。这一法令，打破了“天子—诸侯—卿大夫”的既有阶层格局，秦国绝大多数人的社会地位都面临重新洗牌，没有世袭的爵位，没有确定的未来，只有奋斗才有希望。在当时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他们的诸侯卿大夫等贵族阶层看来，商鞅的变法太野蛮、太过功利、太不人道了。可是，变法的效果却是明显的，“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可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既得利益阶层能够容忍这样彻底的挑战，秦国也是这样。商鞅的法令刚出，“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众说纷纷，都说这种变法肯定搞不下去。对此，商鞅这位法家的信徒露出了他严酷的一面。于是，变法的第三个目标出现了：政治体制集权化。
【 车裂|车裂与一统：商君的遗产】着眼于当前，为了法令的推行，商鞅执法不避太子，把身为太子老师、秦孝公兄弟的公子虔的鼻子都给割了，此后秦人无人敢不遵守新法。而且，制定了接近军事化管理的社会管理制度，推行保甲连坐，“五家为保，十保相连”，鼓励告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在这样的高压治理之下，“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而着眼于长远，商鞅大举推行郡县制。他设置了31个县，均有县令、县丞。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它进一步清扫了固定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封邦建国格局，县令直属于国君和中央，只是被委任、食俸禄的官僚，不世袭，没有采邑，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秦国有了雏形。
粮食产出最大化、军事战力最大化、政治体制集权化，商鞅的变法涵盖了经济、军事、政治三大支柱，在以实力论英雄的战国时代，成为了最直截了当也最快速有效的生存和战胜之道。变法近二十年后，秦国国富兵强，向东伐魏。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公孙鞅大军逼得魏惠王割让河西之地、迁都大梁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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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 灭
商鞅的结局很悲惨。商鞅入秦后23年，一手奠定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并开启七代国君前赴后继奋进史的秦孝公薨逝，太子即位。为变法“祭旗”的太子老师公子虔在闭门不出八年之后，告“商君欲反”，商鞅逃亡被杀。而后又被车裂、灭族。然而，“秦人不怜”。
司马迁对商鞅没什么好感，在《史记》中，他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来定论商鞅的命运，并给了“刻薄”“少恩”的判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商鞅在人格上并非善类。一次发生在变法之初。为了令出必行，商鞅曾经一天杀了七百多人，把渭水都染红了，“号哭之声动于天地”。所以，据说商鞅在秦国的时候，出入必须前后有卫队，车上必须有护甲，车旁还必须站有持戟的武士，这些保护措施，随便少了哪一样都不敢出门。还有一次发生在变法有了成果之后。征伐魏国时，魏方的主将是公子卬，商鞅在魏国时的故交。他给公子卬修书一封，说是不忍心战场相见，不如坐下喝一杯，喝开心了兴许就签了和约，两国都能相安无事。公子卬信了他，赴宴会盟。可是商鞅暗中埋伏甲士抓了公子卬，借机攻击魏军并战而胜之。虽说兵不厌诈，可是对故交如此下狠手，实在胜之不武，即使在礼法崩坏的战国时代，也为天下公议所不齿。
商鞅行的当然不是仁政，而是给一个弱国在短短二十年内狂打鸡血奋起成为强国的霸政，甚至可以说是暴政。当时的其他国家，对秦军又敬又怕，惧称为“虎狼之师”，对秦国却是怕中带着瞧不起，蔑称为“虎狼之国”。从民众的权利来看，商鞅治下的秦国，堪比一座大监狱，人民不得迁徙，编户而治，相互告发，少有自由，温情和友爱想必也是缺乏的。从人生的乐趣来说，商鞅治下的秦国，堪比一个大兵营，征战是国家的使命，也成了人民的命运，他们不是在征战的战场上，就是在为征战生产和运送粮草的路上，人成为工具，少有意义和正义可言。所以，虽然商鞅之法让秦国快速富强，商鞅离世后14年，秦惠称王；离世后104年，始皇称帝，但秦兴之因，也是秦亡之由。商鞅之法利于军事，易于求得行的统一，但却不利于人民，不能求得心的统一。直到汉承秦制并改良，借用了儒家思想来凝聚人心之后，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才真正稳固下来。
唯一可能给商鞅一些正脸的，可能还是那无言的历史。商鞅入秦，让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在封建世袭之外，增加了一条中央集权的线索：用统一的法令来规范人的行为，建立私有土地之上的赋税制度，广设直属中央的郡县等等，让统一的国家成为可能。商鞅没有得到秦国的人心，但是秦国也并不像列国文士们嘲笑的那样代表一种落后、野蛮的文化，实际上这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变革之力。商鞅草创了绵延千年的秦制，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在这样的历史变局中，我们不能用一身的荣辱沉浮来评判他的对错，而只能用历史的回声来祭奠那个行动过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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