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的问题 ， 竟然引出一桩“统计公案” 。 我们的直觉是 ， 父母酗酒怎可能不影响孩子？
这样的问题不值得一问 。 可是就有统计学家不信邪 ， 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 ， 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来 。 这事闹得还不算小 。
我们所熟知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两代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 1842-1924）、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 1877-1959）、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 1883-1946）等都卷入其中 ， 他们的看法和一般人是一致的 。
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 。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在高尔顿实验室的支持下 ， 艾瑟尔·M.埃尔德顿（Ethel M. Elderton）在著名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 ， 1857-1936）的帮助下 ， 完成了一份报告——《父母酗酒对后代的体格和能力的影响》 。
这份报告挑战流行的父母酗酒对儿童造成伤害的看法 。 尽管有些人再三声称 ， 酗酒者的罪孽会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得到报应 ， 但他们没有找到证据 。 这份报告认为 ， 父母酗酒不仅没有危害 ， 而且父母酗酒的孩子比父母不饮酒的孩子视力更好 。 这简直逆天了！他们发现唯一的负面影响是 ， 酗酒父母的婴儿死亡率略高于其他婴儿 ， 多数是在母亲酗酒的情况下 ， 婴儿死亡率较高 。
这分报告本来预期只会招惹禁酒运动家和医学界 ， 但经济学家的反应有点猛烈 。
马歇尔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 ， 他反驳的是酗酒男性和不酗酒男性的工资之差只有0.6便士或1先令的论断 ， 他担心读者会得出“酗酒不会大幅度降低经济效益”的深意 。
马歇尔谈到样本问题 。 他认为 ， 对酗酒者和非酗酒者两组样本的直接比较 ， 由于两组样本经过筛选 ， 结论体现的是数据的选择 。 他的论据有四点：第一 ， 有些职业中的工头更愿意选择身体强壮的酗酒工人 ， 而不愿意要不酗酒但身体虚弱的工人 。 第二 ， 结论的基础（爱丁堡数据）可信度不足 ， 只是代表一座城市较为贫困的区域 。 第三 ， 研究报告给出的工资数据只表示人们全职工作时段的工资 ， 而不是全年应有的实际收入 。 第四 ， 有效的调查必须假定酗酒者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酗酒 。
面对马歇尔的指责 ， 皮尔逊的回应是：“请把统计数据——包括未被选择的那些数据——摆到桌面上来 。 ”他们的争论基本上是各说各话 。
后来创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也登场了 。 凯恩斯还是强调样本问题 。 “和曼彻斯特数据一样 ， 总的说来 ， 对爱丁堡样本的研究中 ， 作者比较的是酗酒者和低于正常水平的不良非酗酒者 ， 那么自然而然 ， 结论是两者实属半斤八两 。 ”
在福利经济学和财政学研究上有杰出贡献的庇古也加入论战 。 他给出两条不同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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