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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假装”：硅谷科技巨头不愿言说的思想起源( 五 )


【巨头|“假装”：硅谷科技巨头不愿言说的思想起源】在2015年出版的畅销书《被宠坏的美国心灵》中 ， 自由派专栏作家卢吉亚诺夫（Greg Lukianoff）和社会心理学家海特（Jonathan Haidt）教授为“安全主义”找到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根源 。 这个词最初针对的是“安全空间”和“触发式警告”的观念 ， 它们弥漫在美国的大学校园中 。 这些观念将学生与一切可能让他们感到恐惧或不舒服的事物与理念隔离开来 。 比如 ， 在罗格斯大学 ， 学生们公开要求触发警告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 因为这本书可能增加学生的自杀倾向 。 而在哥伦比亚大学 ， 学生们抵制奥维德的《变形记》 ， 因为书中描写了性侵犯 。 《纽约客》的专栏作者苏克（Jeannie Suk）将此比作 ， “一个正在接受外科训练的学生 ， 他的带教老师担心学生看到血液会很痛苦” 。 海特认为 ， 触发式警告违背了最基本的心理学原则：帮助有焦虑症的人避免他们所害怕的东西的想法本身就是误导 。 如果学生们无法从他们不喜欢的人或不同意的观点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 那么我们将对他们造成巨大的智力伤害 。 卢吉亚诺夫和海特在书中其实已经指出了安全主义所面对的悖论：试图排除一切干扰的安全主义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内爆 。 对安全的迷恋最终会成为最大的事故和风险 。
在泰尔的演讲中 ， 他引用了保罗书信中的段落 。 这些段落给予了我们相似的警示 ，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 如同难产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 他们绝不能逃脱” 。 硅谷为世界提供了安全主义的愿景 ， 同时也播下了下次事故的种子 。 当然 ， 在惊恐中 ， 科技巨头们又会为人类筑起下一堵防火墙 。
救赎or徒劳
随着数字技术在工作中的引入 。 工作被重新发明了 。 它变得更加灵活 ， 更加自由：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们喜欢的时候工作 ， 不受严格的工作时间限制 ， 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工作 。 工作在数字化过程中往往显得与众不同 。 一切都更加非传统 ， 更加现代 ， 更加没有等级制度 。 在大流行病期间 ， 这些由数字化所赋予工作的新特质 ， 变得更为显著 。 这同样也适合政治 。
在欧洲 ， 曾经有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 让人们看到了技术介入政治 ， 改变政治 ， 带来一种终极救赎的希望 。 这场运动始于瑞典 ， 致力于推动免费共享信息和数字隐私的海盗党在政坛上突然崛起 。 他们通过数字通信形式 ， 力图摆脱等级制、科层制 ， 让所有人平等地参与决策 ， 这种新型的工具成为了推广“流动的民主”（liquid democracy）的最佳载体 。 10年前 ， 欧洲各国的海盗党在议会迅速获得了大量的席位 。 2011年秋 ， 海盗党首次进入了柏林市议会 ， 次年 ， 他们在整个德国获得了高达12%的支持率 。 2016年 ， 冰岛海盗党甚至在议会选举中胜出 ， 成为了执政党 。 然而 ， 这股由互联网刮起的政治旋风 ， 今天几乎已经无疾而终了 。 无论是Twitter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异军突起 ， 还是海盗党在政坛上的昙花一现 ， 都寄予了人们通过技术彻底改变政治的期望 。 硅谷的精英假设某种技术在各地都会产生同样的政治影响 。 这种逻辑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对中东民主化的思考上 ， 也塑造了他们对自己后院的思考方式 ， 即关于教育、卫生和交通系统等 。 一切都容易受到同样的优化和破坏 ， 硅谷的精英们声称一切尽在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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