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中的奴才 为何文武百官都称奴才( 二 )


直到乾隆前期,此种两称并存的情况仍然可以见到 。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见到,乾隆十年,镶黄旗官员策楞奏折中自称为“两广总督臣策楞,谨奏为请旨事”,而同为高官,乾隆十三年,安徽巡抚讷敏在奏折中通篇自称奴才,“安徽巡抚,奴才纳敏,跪奏为奏明仰祈睿鉴事:奴才蒙皇上天恩,补授安徽巡抚”云云 。同为旗员,称臣与奴才均有,且不分文武,两称并存 。
然而,乾隆前期,旗员称呼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一个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贵州官员张广泗上奏请求将长子留在自己身边,按制外放官员成年子女不得留于任所,以免造成以“衙内”身份扰乱地方的情况出现,但有特殊情况可以提出将子女一二人留于身边 。这一奏折本身并无什么问题,但张氏奏折中,自称为臣,而将儿子称为奴才,乾隆帝为此专门下旨,对张进行训斥:“张广泗奏请将伊子随任一摺,据称仰恳天恩 。俯准臣长子奴才张极暂留任所等语 。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已私事,折内应写奴才 。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 。”乾隆谕旨中特地提出张氏为汉军旗人,私事折内自称为臣,而将儿子张极称为奴才,“殊属不合”,指出正确的作法是私事奏请,“折内应写奴才” 。这表明,虽然旗籍官员奏章中仍然两称并存,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清廷的注意,对于旗下官员私事折,已经开始要求称“奴才”,以维护满洲旧俗 。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 。不过,这一次与雍正元的要示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 。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
至此,清代官场称谓中,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 。《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了奴才称呼运用的基本情况:“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 。”同时,“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 。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
大体上说,官方文件及正式场合称奴才的,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满洲等旗下官员,觐见皇帝、皇后时,自称奴才 。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这一自称,无论官职尊卑,甚至官居大学士、尚书之职,仍然自称为奴才 。而汉族官员无论在觐见还是奏章中,都自称为臣 。这时称奴才,显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对满洲旧俗的极力维护 。其背后,则是这一时期,旗人集团受到汉俗影响的加剧 。乾隆时期,一些旗籍贵胄与高官,对汉文化的熟练掌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乾隆本人也是汉文化的践行者,但为了扼止这种趋向,朝廷对“国语骑射”的强调也较前加强 。正因为如此,乾隆时统一旗员对上称谓时,一反雍正初年的态度,规定除公事折以外,一律回归旧时的“奴才”称呼 。同时,这一称呼也体现出旗人与皇家的一种亲近关系 。其中包括八旗汉军人员,也视同满洲人员,觐见或上折时均称奴才 。这也说明,在八旗中,虽然汉军地位、待遇都低于八旗中的满、蒙旗人,但清廷从未把他们完全等同于汉人,比如,八旗选秀女时,汉军从来都是列入备选序列的,也说明了身份上的一致性 。区别称谓,一方面保存了满洲旧习,另方面也体现出正式场合中,满汉官员一体 。其原则是区分公与私,公事称臣,其他事项则仍可称奴才 。皇帝对于奏折中称谓不合要求的情况,曾专门下谕申斥,如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马人龙二人会衔上奏,报告监考教习情形,因旗人天保在前,所以折中二人一体称奴才 。乾隆对此大为不满,专门进行纠正:公事奏折,满汉官员均应称臣,“今天保、马人龙此折,朕所不取”,强调:今后满汉会奏公事折,要一体称臣 。但是,嘉庆以后,旗下官员渐渐恢复旧俗,常常是无论公事私事,均自称奴才,只有与汉臣一同会衔上奏时才一体称臣 。
第二种情形:清制中,武职官员对皇帝,也自称为奴才,虽然与督抚大员会衔上奏,都自称为奴才 。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则视为习惯 。乾隆三十八年,凉州镇总兵乔照在升职后的谢恩折中自称为臣,既违背了武职人员称奴才的惯例,也违背了谢恩折称奴才的制度,遭到乾隆帝严斥:“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 。”皇上的意思,无非是说乔照这人器量太小,刚一升了个总兵,就志得意满,以大臣自居 。乾隆三十九年,福建提督甘国宝奏请陛见,请安折内自称为“臣”,受到乾隆申饬,“此皆无知寡识所为”,并再次重申:“向来武职具折,例称奴才,”“著传谕各督抚、即行知照各提镇,一体恪遵,毋致违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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