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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圆明园悲剧真相 英国人原计划本是焚紫禁城( 三 )


战俘被害仅是焚园借口
历史学者王开玺教授最新考证认为：英军战俘被害 ， 仅是英国人焚毁圆明园的借口 。查阅中文史料 ， 未见有关清政府在圆明园内虐待英法战俘的记载 。此类记载仅见于英法等国人的回忆着述 。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 ， 僧格林沁拘禁巴夏礼等人是9月18日（九月初四日） 。清刑部官员9月22日奏称：本部于9月18、19两日 ， 共“收禁解到夷匪九名 ， 内巴夏礼一名 ， 收禁北监第三所” 。由此可见 ， 巴夏礼等人自被拘拿后 ， 被径直送至清刑部 ， 并未送至圆明园 。后因英法索要巴夏礼等人甚急 ， 并以清廷若不交还巴夏礼等 ， 必将进攻北京城相威胁 ， 武备院卿恒祺于9月22日亲至刑部监内 ， 劝说巴夏礼致信额尔金 ， 劝阻英法退兵 。10月2日 ， 清廷将巴夏礼、洛克等从刑部提出 ， “于德胜门内高庙暂住仍以礼相待” 。10月5日 ， 又将另外两名法国人“亦由刑部移禁该处” 。10月8日下午 ， 清政府“将巴夏礼送到德胜门外夷营”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 最为清廷重视的巴夏礼、洛克等英法战俘 ， 始终没有缚送至圆明园 。其他英法战俘由巡防大臣“分交各州县看押” 。
即使事实果如额尔金等所言 ， 清政府的确在圆明园内虐待英法战俘致死 ， 英法对清政府进行打击报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 那么 ， 被焚毁的应仅仅是圆明园 ， 而不应是五园三山等的广阔地区及古建筑群 。
诚然 ， 确有18人虐待致死之事 。但清政府大臣与英法方面亦有相反的记载 。清刑部曾上奏说：巴夏礼因“系夷酋要犯 ， 伤令官人严加防范 ， 并令提牢厅早晚饮食 ， 均令其适意 ， 不可稍加凌辱” 。然而巴夏礼“桀骜不训 ， 骄厚性成 ， 辄敢在监与官人生气 ， 不肯饮食” 。在9月20日那天 ， 巴夏礼“忽患腹痛之疾” ， 刑部官员“即赶紧伤传官医生 ， 诊脉用药” 。后来 ， 清廷官员为其另置房间 ， “并加意开导 ， 始食公长粥如常” 。10月4日 ， 巴夏礼给额尔金的信中也说：“现在中国官员 ， 以礼相待” 。
法国首席代表葛罗称：英法战俘被“送至圆明园中 ， 置一室内 ， 无人援救 ， 四日之后 ， 死于饥寒 ， 尸为鼠虫所啮” ， 亦不确实 。10月8日 ， 清廷已将巴夏礼等英法战俘送还 。而此时的北京并不寒冷 ， 即使四日之内 ， 清官员未给英法战俘饮食 ， 也不至于因寒冷而死 。
为什么选择圆明园而非紫禁城
不管这18名战俘是如何死亡 ， 终究死在中国的土地上 ， 额尔金决意报复 。一开始额尔金准备烧毁紫禁城 ， 后来他经过几天深思熟虑 ， 选择了圆明园为报复行动的目标 。
额尔金决定烧毁圆明园 ， 另有深意 。圆明园当时并非仅是清帝的游乐行宫 ， 而是清廷的另一政治统治中心 。其宫廷区内 ， 有大宫门、金水桥、二宫门（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勤政亲贤殿及各部院衙门和朝房等 。清帝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此处理政务 。道光三十年（1850年） ， 军机大臣、大学士祁隽藻拟定的军机处章程九条规定：“军机册档二份 ， 一存（清宫）方略馆 ， 一存圆明园” 。如军机章京在宫内值班 ， 则由圆明园八旗值宿官兵“小心守护” 。咸丰帝的圆明园寝殿内存放着“1858年额尔金爵士（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其他文书” ， “堆积着去年颁布的上谕” 。由此可见 ， 圆明园是清帝的一个统治中枢 ， 其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 ， 甚至超过北京城内的清宫 。焚毁圆明园 ， 对于清帝的“骄据和情感两方面 ， 准定是一个大打击” 。
在额尔金看来 ， 焚毁圆明园 ， 是一个既可“赫然严厉”地打击清政府 ， 又不至于因焚毁北京城内清宫而可能吓跑恭亲王奕等人 ， 从而失去勒索、讹诈对象的做法 ， 因此是“最无瑕疵的”选择 。
另外 ， 紫禁城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当时英法正与清政府方谈判《北京条约》）；而圆明园是皇家园林 ， 为中国皇帝私有 。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 ， 而不是中国老百姓 。报复行动的前几天 ， 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 ， 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 ， 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 ， 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 ， 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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