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八王乱晋的悲剧因何而起？( 四 )
西晋的史实表明：在国家盛衰、治乱的转换中，楷模的作用举足轻重 。社会偶像如果是金钱堆积起来的，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追逐金钱的社会;社会偶像如果是酒精浸泡出来的，这个社会将是一个盛产酒囊饭袋的社会 。
名是支配人们行动的动机之一 。所谓名，从心理感受上说就是一种注意、羡慕、尊重的情感 。每个人都会给予某些人特别的注意、羡慕和尊重，也希望能引起别人的注意、羡慕和尊重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人人具备的情感 。物种为我们配备产生这种情感的复杂装置，并非为了丰富我们的感情生活，而是为了实现我们这个物种独特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方式 。其实，这种情感的生物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一种个体之间指挥与服从的关系，从而实现群体协作的生存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物种生存策略的最大特点在于个体间行为的契合，以形成群体对生存相关事件的高效控制力 。所以，物种必须在生理上设置一种指挥与服从的行为机制 。名，就是一种本能的指挥与服从的机制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服从我们尊重的人，被人轻视的人，就不能为人信服 。自然的服从，铭刻着物种生存策略的印记，即这种服从有利于群体对生存相关事件的高效控制力，这本是我们这个物种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绝技 。因而对事件进程的支配控制力，是被人尊重的重要行为特征 。楷模的作用乃是强化这种控制力，始终坚持既定的生存策略，以便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国家兴起后，支配控制事件进程的能力物象化了，对人的支配控制物象化为一个专门的机构--国家政权，对物的支配控制物象化为一种特殊物品 。于是，人们都铆足了劲儿往那机构里挤，又费尽心思捞取那物品 。物象偷换了真正的支配力，从而成为群体生存的隐忧，一旦物象代表的能力过分偏离了真的，灾难就降临了 。
物象化的支配力即为通常所说的利，也是支配人们行动的动机之一，它与另一动机--名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 。一般说来，名多少具有制约利的作用 。因为名至少还需别人认可，而利则不需要这一程序，以名约束利，可以增强社会的和谐度 。但是，病态社会不在此例，西晋的历史就是如此 。高官可以在朝讲礼法，退朝论清谈，礼法以获实利，清谈以获名声 。名不再是隐士自诩清高的专利，而成为高官标榜清高的工具，成为追逐实利的工具，二者实际上已合二而一了 。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有赖于名对利的制约力度 。如果像西晋那样名混同于利，利等价于名，社会必在争夺与角逐中走向战乱 。
西晋如何走上这条动乱之路？一个是历史的原因 。两汉尊儒，但是因董仲舒的短见，把所谓不可怀疑的天命、感应之类东西，塞进了儒家学说中 。随着汉廷统治力的衰落，以天命为根据的儒家礼法--名教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从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儒家学说一落千丈，社会丧失了精神支柱 。
另一原因是司马懿祖孙三代图谋篡位，不可能秉公执政 。他们对政敌残酷无情，对士族宽容放纵，社会丧失了公正感，陷入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境地 。孔子曰：“政者，正也 。子率以正，谁敢不正 。”大哉，斯言 。政治的目的就是寻求普遍的公正感，最高首领的行为，对于社会行为惯例的形成和改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 。司马一家对西晋政局的影响是负面的，西晋就这样顺着道德的斜坡，滑向战乱的深渊 。
八王之乱是一次深重的灾难，它引起的永嘉之祸，使经济发达的北中国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并造成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深层原因是社会道德败坏 。魏晋是一个多事的时代，我们这个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汉末动乱的深重灾难中走出，正在探索前面的路究竟如何走 。司马懿全不顾个人名节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祖孙三代一门心思图谋篡位，遂使整个社会陷于卑鄙龌龊，终于酿成滔天巨祸，致五胡乱华，神州陆沉 。真是，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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