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意识的缺失 甲午战争双方差距的最大根源( 二 )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 。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 。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 。战前日军间谍在多次现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 。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
战争观念比拼，和平主义不敌尚武主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 。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战争，对军事暴力从根本上抱持什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战争观，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和战争行为模式 。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 。
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形成很早，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特征，强调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对战争暴力持一种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 。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给历史上那些曾经深入过中国社会或对中国封建社会有过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马可波罗将南宋度宗皇帝描绘成“和平和正义之友”，说他“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训练” 。可以说，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建立在对人类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较高发展水平 。
然而必须看到，传统的和平主义存在明显功能缺失 。由于它在价值观念上对战争暴力持一种否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 。出于和平主义观念对武力的排斥，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药”的理论 。明太祖朱元璋说：“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 。”认为军队和战争就好比毒药，只有当国家和社会有病之时才迫不得已用它来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后便不再需要它，甚至连“药罐子”都要扔掉 。这种观念显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准备的积极性，影响人们设计战争、参与战争的主动性 。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清朝上下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都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倾向，总是在被动应付，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无疑是与“吃药军事文化”分不开的 。
日本军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响，在近代受西方列强的刺激，迅速地演变成军国主义，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 。这种战争观相对于中国的和平主义战争观，一方面要血腥得多，另一方面也强劲得多 。甲午战争使中日两种不同战争观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国的战争文化面对日本武士道式的横蛮，它的无助无力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战场的官兵还是后方的民众都没有从自己的战争文化中找到精神动力 。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却被它的战争文化鼓动得众情激愤 。为了进行战争鼓动，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 。他将此役定性为“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 。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极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谓时代理念依据和心理解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所顾忌 。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基于不同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后果十分严重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一个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成为有用有力的东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始终充满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开放接纳世界？历史留给我们严肃的考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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