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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从革命到抗日不为人知的诸多贡献( 三 )


1931年12月15日 ， 蒋介石由于对九一八事件(事后由张学良的自述中证实不抵抗政策是由张所下)而遭到国内部分势力的反对 ， 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 。孔祥熙为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 ， 也于同月底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 。次年3月6日 ， 在和主要政敌汪精卫达成了分权协议(即由汪掌管行政和外交 ， 而由蒋掌管军事)后 ， 蒋介石正式复出 ， 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随后 ， 他委派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的名义出访欧美 ， 实际上是要孔向德、意等国商洽购买军械、飞机事宜 。
1933年3月 ， 孔祥熙从欧洲回国 ， 随即于4月初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 积极协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施废两改元 ， 以在中国确立统一的银本位币制 。同年10月 ， 因为反对蒋介石要增加“剿共”军费等原因 ， 个性刚烈的宋子文毅然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 。蒋介石随即敦促孔祥熙接任这两个职务 ， 以为他“剿共”内战提供财政支持 。孔祥熙于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长 ， 又于11月初就任财政部长 ， 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从此 ， 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 ， 长达11年之久 。
孔祥熙在就任财政部长之初 ， 一方面明确提出要以“开源节流”为理财方针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 ， 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 另一方面又强调“有急需增加的新预算 ， 亦不能因节流而停止” ， 并一再保证要尽力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筹措军费 ， “务期早日肃清匪共” 。为此 ， 他一反前任宋子文力图实行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 ， 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来为蒋介石的“剿共”提供军费 。
后来 ， 由于受西方干涉主义经济思潮和抗日战争的影响 ， 他又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 ， 试图以此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军费 。也就是说 ， 他在长达11年的财政部长任内 ， 基本上奉行了赤字财政政策 。而在奉行这一财政政策的同时 ， 他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 ， 又在继承宋子文所推行的有关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 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 。推动了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制度的现代化 ， 又为国民政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财力支持和物质保障 。
1936年12月12日 ，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后 ， 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资格代行蒋介石的行政院长(蒋于1935年12月复任该职)职权 。其间 ， 他一边以处变不惊、老成持重的政治作风 ， 与地方大员和驻苏、日、英、美等国使节保持密切联系 ， 以稳定内政和外交 ， 一边以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最大目标 ， 协同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内的主和人士 ， 竭力遏制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的武力“讨伐”图谋 ， 最终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
后来 ， 他在撰文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 ， 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 ， 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 ， 萃于一身 ， 责任重大 ， 设有一着之误 ， 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 ， 尤苦时机急迫 ， 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 。”这番话语既反映了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虽力持镇静而又不得不仓卒应对的复杂心态 ， 又折射出他为和平解决这一重大历史事变进而拯救国家命运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
1937年7月7日 ， 日本制造芦沟桥事变 ， 悍然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同年10月18日 ， 孔祥熙结束在欧美的访问 ， 平安抵达上海 。此时淞沪会战仍在激烈进行之中 。11月12日上海沦陷 ， 国民政府随即决定迁都重庆 ， 继续抗击日本侵略 。同月19日 ， 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移驻汉口办公 。
1938年1月1日 ， 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荣升为行政院长 ， 同时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要职 ， 成为领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 。同月 ， 他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案》的规定 ， 将行政院所辖机构的数量精简为七部二委 ， 即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部和蒙藏、侨务委员会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前行政院机构庞大臃肿、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弊病 ， 既明显提高了行政院的工作效率 ， 又直接促成了国民政府战时行政体制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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