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动荡，如何促进“大一统”？谈谈“罪己诏”的政治功效( 二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修身正己的道德哲学的典型代表当属儒家学派 。孔子借鉴周公礼乐制度,发挥人的至善“仁”性，提出了关于修身克己的道德学说 。进而，这种思想被后继儒士和各家学者充分继承，延伸到政治建设中去 。
“罪己诏”中皇帝不仅对自己的德行进行反省，对臣民提出“孝悌”“仁人”的德性要求，还提出兴礼乐教化之策，就是发挥“圣人”的榜样和率领作用 。最后，“罪己诏”作为官方的权威性文本，强调君主乃是怀揣着“怜愍”天下之心，施“治育群生”之志，行“思富养民”“谒诚尽礼”之政的“圣王”，这就是对修身正己思想的“圣王”目标的政治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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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予一人”：汉代“罪己诏”的“皇权”立场
一“承天地”：皇权之“名”
《汉书·艺文志》引孔子正名思想强调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可以说，这种“名实”思想在整个古代社会都备受推崇，汉代社会实现“独尊儒术”之后更是十分重视“名实关系”问题 。
1.爵号：“俱命于天”
看似是皇帝的屈己“罪己”之行，实则是皇帝将天命现实化的手段 。只有天子具有天命、被天认同，君王之行才能与天呼应，天子也才会对天有如此大的畏惧之心，这是“罪己诏”对天子俱于天命的最终论证 。
当然，这种将客观对象、客观规律拟人化、主观化的做法是不科学，也是不正确的 。
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这种将自然规律拟化成具有权威性、神圣性、秩序性的人道规则的做法，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认识水平，以及人们社会生活和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而建立起来的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人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
2.改制：“明天之命”
“罪己诏”中皇帝对改制行为的强调以及改制内容的提出，就是皇帝对天命的回应 。特别是在天道有所示，或是人道有所变的情况下，皇帝更是不敢不顺天志 。
汉代“罪己诏”的改制思想，就是在以“三统说”和“五德始终说”为基本改制依据，以天道、阴阳五行和谶纬思想为基本理论支撑下才得以实现的 。这是天子在天道思想下对天道规律的拟化和遵从，是对天子承天地而有天命的进一步论证 。
在此过程中，皇帝承天之旨意对人道达成“行化”的目的，其主要包括：皇帝祭祀天地各方诸神，为天下百姓祈福降瑞；皇帝从祭祀活动中获取天意，发布政令，施行教化 。可见，“郊祀”本质上是皇帝以“绝地天通”的方式，独占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权力，实现了皇帝“承天地”而有皇权之“名”的论证 。
其中比如礼乐的改革、德性的反省、改元、除去一应地区的田租赋税，及赏赐牛酒布帛等措施就是“明堂布政”的内容 。而这种天子祭天地、布政令的做法，就是天子承天命教化百姓的典型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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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宗庙”：皇权之“实”
在这种宗法制度的社会中，“宗祠”成为人们血缘情感的现实寄托，成为人们生命价值与生活目标的重要依据，“宗庙”也就成为皇帝链接天地神明、祖宗先帝与臣民的媒介 。皇帝的“保宗庙”之行，即对“宗庙”中的神主牌位进行祭祀、供奉，既是祭祀先祖神灵，也是将自己神化为“非人”的存在，是对皇权之“名”的现实维护 。
在“罪己诏”中，皇帝首先将天子皇权的事实来源诉诸于皇帝对宗庙之“奉”的特权行为，进而将皇权落实于皇帝对“蒸民”之“牧”的特权行为 。
1“奉”：宗庙
这些“称宗庙”、“奉宗庙”、“谒高庙”的行为就是皇帝在以实际行动供奉宗庙先祖、告慰上天神灵，重申其在宗庙体系上独一无二的位置 。因此，皇帝在“罪己诏”中对“奉”宗庙特权行为的强调，也就是对天子“获保宗庙”而具有皇帝特权的强调 。
“罪己诏”中对天子“奉”宗庙的强调，首先体现在天子以一己之身承接宗庙祭祀 。比如，在汉代“罪己诏”中多处可见 。
既然天子之位表现为对先祖大业的继承，那么社稷洪业于皇帝而言，既是天子必须接受的责任和重担，更是其天子之尊、皇权至上的依据和保障 。帝王洪业和宗庙祭祀结合在一起就表现为：继大业者，祀宗庙；祀宗庙者，继承大业 。
继而在“奉”宗庙之人的身份的选择上，首选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嫡子，但若没有血缘关系上嫡子可继承大统，也可以是入继的具有拟血缘关系的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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