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动荡，如何促进“大一统”？谈谈“罪己诏”的政治功效
“罪己诏”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统治工具，必然植根于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 。与此同时，“罪己诏”在汉文帝时期首次出现，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也必然有其特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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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罪己诏的产生及文本分析
一汉代罪己诏的时代背景
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从疆域划分、户籍人口、“子民”身份等要素着手，确立起了“国家”的概念 。
但是秦朝以法家强权思想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仅存二世即亡，其制度、文化、经济等建设并不完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也不稳固 。在此背景下，汉虽继秦而立，在政治制度上大多承继了秦朝政治体制，但汉代政权建设和巩固却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大一统”政权建设也面临更大的挑战 。“罪己诏”就是在这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
1承袭秦朝
承袭秦朝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汉代围绕皇权集中的需要，加强了宫廷政治的构建，逐渐建立起较为全面、完整的官僚机制、权力运作机制、地方行政制度等政治管理体制，给汉代“罪己诏”的产生奠定了制度基础 。
内朝的设立大大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为皇帝政令的发布创建了制度基础 。继而，汉代还设立了较为完整的行政视察制度和官僚机制，以保证皇帝的政令能确凿落实到人民管理中去 。
行政视察制度，包括皇帝亲自巡视州郡、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巡察州郡，以及地方监察官刺史分部巡视郡级等 。御史台和刺史更是直接受命于天子巡行郡县，并对巡视辖区的所有事宜具有评判权 。
2汉代割据势力
从汉代割据势力的分布状况来看，皇帝为了谋求集权，采取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刻不容缓 。“罪己诏”就是君主与分封诸侯之间相互博弈，而采取的政策上的妥协 。
从个人原因看，汉文帝生长环境坎坷，性情谨慎，在位期间的政策主要以安抚稳定为主：在国内治理中励精图治，采取了诸如修水利、废肉刑等措施；在处理藩王、诸侯王关系上，主要采取以德服人，以武治乱，恩威并施的举措 。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主要采取和亲止战的方式，营造安定和平、休养生息的环境 。总体来看，“罪己诏”是皇权稳固的产物，于文帝时期出现并非偶然，基础政治制度、变化莫测的政权形势、汉文帝的出身及性格等，都对其有很大的影响 。
“罪己诏”这种以罪己、安民为主，改制、行策为辅的政策，更能稳定两方局势 。且这种以其天子诏令直接对话天下臣民的做法，更符合当权者强化“在予一人”的皇权立场、树立皇帝权威的政治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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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代罪己诏的思想基础
1“敬天”、“明德”、“保民”的思想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尤其是在周公摄政时期，“敬德保民”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神权政治逐渐人性化，其既开启了“民惟邦本”的先河，也为中国传统政治统治奠定了基本的思想模式，在汉代“罪己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一方面，敬服“天命”，不敢不从、不敢不惧 。自三代以来，君王的政权合法性支撑、国家政治建设、伦理规范等，都是将“天”作为最终依据，比如在夏灭扈氏国、商灭夏、周灭商的政权活动中就是将“天命”作为合法性依据 。
另一方面，“敬德保民”以“祈天永命” 。西周以来“敬德保民”以“祈天永命”思想成为汉代“罪己诏”中仁政德治、近民安民思想的重要基础 。在商朝及以前，人治、德治等人文因素在政权建设中已经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德”作为相对具体的德目 。
君主的仁政德治要体现在对社会治理、百姓民生等现实问题的处理上，如关于饥荒、流民、盗贼、流寇、兵祸、大疫，以及自然灾害后的社会、民生问题 。其三，在政治建设中，重德用贤、明德慎罚是皇权政治的基本要求 。
2传统修身正己的思想观念
经历了商周以来“明德”“民本”思想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由神本宗教向伦理人本的嬗变 。由此开启了春秋以来，各家诸子对人性、社会、政治等现实伦理关系的探索，尤其在关于个人品格的塑造和超越性人格的追求方面的讨论异常火热 。
而随着道德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延续和发展，各家学说逐渐与政治统治相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正己修身的思想观念逐渐成为君主政权合理性说明的一部分 。在汉代，这种修身正己的思想观念影响颇深，成为汉代“罪己诏”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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