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雄袁世凯大总统之路 为何没成中国的华盛顿?

风雨中的共和
任何事情都有其原本 。事实上,早在1912年春,种种迹象便在身处万人之上的袁世凯身上表现了出来 。南北和谈的确赋予了他国家元首的地位,但在责任内阁制的束缚下,他却没有享受到权力的果实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共和国施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没有最高权力 。这部约法由孙中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二天颁布,其中因人设法的意图非常明确 。
对一生都在攫取权力的袁氏而言,如此种种注定是难以忍受的安排 。他不断在声明中陈述自己的挫折和不幸,其中最令他担忧的莫过于党派问题:“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而这份讲话,竟发表于其就职后五个月 。
袁世凯所指的“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者,正是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国民党人,他们坚持己见,不断阻挠他的行政计划 。1913年3月,以国民党主要筹建人宋教仁遇刺为导火索,南方各省在酝酿规模宏大的反袁运动 。质疑和争吵到达了顶峰,但袁世凯并不打算屈服,他野心勃勃,准备一举借机铲除所有政治对手 。
他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口号,那就是保持国家统一,更何况时局使人们相信,争论只能将国家带入动荡 。1913年5月下旬,“二次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陆报》采访人员弥勒询问对局面有何看法,袁世凯回答:“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 。我受四万万人民之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当宣布对南方国民党进行讨伐之后,袁氏又立刻发表通电:“该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备警戒 。”
对国民党人来说,以“革命”对抗袁世凯的“反革命”,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选项,尽管如此,过强的愿望有时只能换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二次革命”用来去匆匆证明,政治上的冒进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得不偿失 。正是这次内乱完全改变了袁世凯的心态,更不幸的是,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他已不再需要等待,制造舆论、清除异己、培养死党,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 。10月6日,在“公民团”的山呼万岁中,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
【枭雄袁世凯大总统之路 为何没成中国的华盛顿?】总统权力很快压倒了一切,甚至制宪也不得不在最高意志的支配下运转 。1913年夏,议员曾拟定过一份《天坛宪草》,但在解散国民党、国会停开等风波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30名成员中有28人被剥夺了议员席位,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所有的踌躇满志都化为泡影,原因非常简单——微弱的分权色彩触碰了当权者的禁忌 。
袁世凯的有恃无恐,正是源于自身的实力雄厚,内阁成员是他的亲信,老部下段祺瑞掌握着最精锐的军队,议员们因收买和恫吓噤若寒蝉,大批军警和便衣在街头大肆搜捕异见人士 。当又一个新春降临时,民国正无可救药地向一人之治的道路走去 。
躁动的开端
1914年,国会和进步党内阁遭到解散,随后地方议会也以“扫清满清旧制”的理由被废止,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临时约法》事实上荡然无存 。对商人、士绅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变化不啻当头一棒 。
1914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通过,这部事实上的“袁记约法”并没有限制总统的权力,反而将宣战、媾和、任免等诸多大权集于一身 。“今试将全文中之大总统三字,代以大皇帝,则读之者方将疑为俄国之法!”当消息传到上海时,英文报纸《大陆报》不由瞠目结舌 。
至此,袁世凯向独裁迈出了关键一步,和今天的想象不同,不是所有公众都在喟然长叹 。共和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其实问题恰好源于自身 。新政权的形式是移植的,组织是散漫的,甚至运转也步履维艰 。梁启超在《国会之自杀》中写道:“八百员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销此半日之光阴,则相率鸟兽散而已 。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唯岁费六千是闻 。”至于议员本身亦鱼龙混杂,尸位素餐者更比比皆是 。
泥潭中的政府,注定无法用成绩回应公众,但袁世凯却找到机会,接纳了失魂落魄的人群 。他们固然不是天生青睐专制,但拥戴共和的动机却是无比功利 。“无识者流靡 。然风从浸淫,而竟成一种舆论”,《申报》这样评论,甚至连曾任司法总长的王宠惠也不由哀叹,说宪法是“不祥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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