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支持维新派吗？他对维新派的态度是怎样的？
个人认为，李鸿章支持维新，但与维新派保持一定距离 。
李鸿章一生办洋务，绝非守旧派，在接触洋务、交接洋人的过程中，眼界逐渐开阔，深知变法自强的必要性，他曾对慈禧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 。”可见，他对变法是赞同的 。
但他对维新派却保持一定距离，这是因为：
一、派系鸿沟 。慈禧主政期间，李鸿章深受慈禧赏识，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70年至1895年），可谓大权在握，朝廷柱石 。他身上早已打上了“后党”的烙印 。因此，他不可能投靠身为“帝党”的维新派 。一方面，政治上首鼠两端一向是取祸之道；另一方面，以他的地位和资历，也不愿厚颜投靠维新派这些骤登高位的年轻新贵，仅提供一些赞助或以其他方式表示有限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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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看好维新派团队 。就像天使投资者筛选投资项目一样，不仅要看项目本身的前景，更重要的是考察创业团队，因为团队不佳，再好的项目也会失败 。而维新派这个团队完全不能给人信任感 。
改革是在现有框架下进行的重大调整，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者不仅需要激情，更重要的是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政治手腕，需要稳重的心态和高明的谋略，有明确的纲领和路线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减少对立面，避免社会的动荡，确保改革成功 。
然而，维新派的团队极不成熟 。其领袖康有为善于鼓动而无政治经验，亦无耐心和包容团结他人的人格魅力 。同为“帝党”的翁同龢曾评价他“狂甚”、“志大言夸”，康有为甚至拒绝李鸿章入“强学会”的意愿，可谓无端树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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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维新派骨干谭嗣同、林旭、王照、杨深秀、杨锐、康广仁等也多是年轻急切之辈 。
最重要的是，维新派效忠的对象光绪也是急躁操切，急于求治：1、冒然打破既有权力格局，大量提拔毫无资历的维新派官员，架空其他资深军机大臣，无谓壮大了反对势力 。2、变法毫无规划和步骤，一百天内发出一百多份变法诏书，杂乱无章，毫无系统，让人无法相信有成熟的路线图和成功的可能性 。3、在变法引发慈禧不满后，未能努力消除误会，徐徐图之，而是冒然召见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导致帝、后矛盾空前激化，再也无法挽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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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法根基不足 。变法是帝党主导，后党初期观望，后期反对 。慈禧掌权近三十年，根基深厚，亲信遍布朝野 。因此，变法想要成功，不取得多数后党的支持（至少不反对）是不可能的 。
但维新派一开始就没有努力取得后党势力支持，而是试图架空后党，抢夺权力，这必然遭到后党的警觉和反对 。
因此，变法的根基薄弱，成功可能性很小 。以李鸿章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出 。因此他必然保持一定距离 。
其他网友观点有一句话叫“年少不知李鸿章,年长方知真中堂”，李鸿章作为洋务派领袖，深知各国政体之利弊，对于维新派的政见应有相当之同情 。同时混迹官场多年也深知虚君制此时在中国断难实行，对于维新派不知审时度势，甚至牵连进光绪和太后的矛盾深深不以为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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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李鸿章对于维新派的态度，首先要弄清楚维新派的后台光绪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光绪皇帝支持维新的目的到底为何 。同治十年，北京的醇王府内迎来了一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命，这是王府里近几年来诞下的第二个男丁 。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先帝咸丰的七弟，当今同治皇帝的亲七叔醇王奕譞，母亲则是当朝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叶赫那拉·婉贞 。从身份上而言，这孩子可以说是既亲且贵，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子 。
由于醇亲王长子早夭，这个孩子原本应该是醇亲王府的继承人，做一个太平王爷 。没想到四年之后，年轻的同治帝突然驾崩，膝下无子，这个孩子就被慈禧选中成为了帝国的继承人 。当时还是郡王爵的醇亲王听说这一消息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荣光，反而由于惊吓而昏厥 。
“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
老实的醇亲王知道皇帝的爹不好当，自己年轻的幼子进宫，虽说是位登九五，实际上是凶险至极，这样一个孩子，面对权利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注定以后的日子不会平坦，整个醇亲王府被慈禧太后拉进了大清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 。光绪十三年，虚岁十七岁的光绪皇帝开始亲政，但是慈禧太后不愿意放权，通过“训政”的方式，牢牢把握国家大权 。
“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
“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
随着光绪皇帝年龄的增长，慈禧太后被迫部分放权，以塞悠悠之口 。围绕着光绪和慈禧太后逐渐形成了帝党和后党 。虽然掌握了国家部分权利，光绪皇帝并不满足，要知道皇权不容分享，随着光绪帝年龄渐长，施政能力日益成熟，帝党和后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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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想夺权，但是自幼为慈禧太后养大，感情深厚，且自身为慈禧太后所立，强行夺权，恐怕有被废的风险 。于是，光绪皇帝就利用维新派进行一场改革，利用全国上下的强国热情，改革夺权，名正言顺，万一失败，也有回旋余地 。因此，维新派不过是光绪帝意图夺权的工具，这点在“走向共和”里恩铭说的最为透彻“改革就是为了抓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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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所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在专制中国没有实行的可能性，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皇帝若不专权，就会变成汉献帝和曹操，维新派就算是帮助光绪皇帝夺权成功，日后也会遭到清算 。在君主立宪制的标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时至今日，英国女王出席议会，议会的议长还要到白金汉宫做人质 。英国有皇家空军，皇家海军，皇家歌剧院，甚至有皇家裁缝唯独没有皇家陆军，陆军至今不让冠以皇家称号 。皆因英国陆军在内战中支持资产阶级处死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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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封建制下的虚弱君权，让国王低头接受虚君尚且如此艰难，在中国强势君主制下，君主立宪制要实现何等艰难 。可知每一次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伴随着枪炮声和漫天横飞的血肉，像维新派这种寄希望于一个无实权而希望夺权的帝王，无异于“半夜骑瞎马夜半临深渊”，注定要失败 。深知其中厉害的李中堂又怎么会上维新党这条船 。
因此，对于维新派的态度，李中堂怕是且叹且怜之，表现上保持距离，暗中保护 。最后真正埋葬大清的反而是李鸿章等一批汉族强臣，从东南的刺马案，到庚子国变后的东南互保，再到各地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清朝的专制统治，被李鸿章等人挖塌了墙角 。到了辛亥革命，清政府想谋求“君主立宪”而革命党不许，真正做到了“当日你对我爱答不理，今日我让你高攀不起” 。叹的是这一群年轻书生，能以天下为己任，救国图强，上下奔走 。怜的是，维新派一片赤子之心却被当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却不论成功与否，最后都是死路一条 。真心没有领会中国官场“趋利避害”的要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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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维新变法的事情上，李鸿章能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丝毫也没有因为朝廷对于康有为的态度而改变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各地纷纷奉懿旨捉拿康梁 。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硬呛呛地说:
“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 。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 。”
慈禧没料到李鸿章竟这样回答自己，一惊之下，竟不知怎么把话题问下去了 。李鸿章到了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
“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
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 。
不仅如此，当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他们竟收到了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
“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 。
因此，对于维新派，李鸿章虽知其必败，但还是寄予了厚望，并且在暗中对维新派多方支持，维新失败后，又不避艰险保护康梁等人，可谓是厚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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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欧美风风光光地出访回来,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 。
一、戊戌变法中李鸿章的官职和对维新的态度
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更未如他所愿重新得到重用,于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 。
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 。对此任命,李鸿章当然老大不乐意,拖了八天后才去上任 。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 。几天后吏部准备将其革职,光绪下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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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未受重用,反因无心细过受罚,他的处境着实不妙,不能不时时小心、处处提防 。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 。
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 。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人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穌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 。
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 。
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 。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 。”“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 。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 。”
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 。
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 。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穌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直伺机报复 。所以又暗中指使,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者 。慈禧见此疏后 。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 。
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 。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来说,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 。
在访问欧美回来后,他在给诸多友人的信中更是频频主张变法自强:“此行遍历诸大邦,亲觇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耳 。”中国面临列强环伺、亡国亡种的危险,而“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 。在这些信中他甚至还提出要废科举、改书院为学校、官员要学习外语等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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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 。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 。
1898年1月24日,翁同穌、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 。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 。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
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 。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 。
二、百日维新中李鸿章的作用
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 。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留神 。
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 。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应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 。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 。
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 。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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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即使他兴奋不已 。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 。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 。
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 。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 。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由于知道“立宪”根本不可能,所以维新派只是提出了裁并闲职冗员的行政改革 。“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有关大臣拖延不办 。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惟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 。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 。
此折也颇为折衷,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遂定”,“不至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 。此议获光绪首肯,下诏准行 。
三、戊戌政变中的李鸿章的作用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 。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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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 。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
慈禧听后只能“默然” 。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 。
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 。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说如果康、梁逃往日本,应将其引渡回国,被日方以按国际法政治犯不能引渡为由拒绝 。大岗随后说根据他的看法,“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同时说李鸿章“创行新法”时间不短而成效不大,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帮手；而近日康有为的所作所为,实是扩充李鸿章的未竟之功,所以不如让康卒其业之为善” 。
对此,李鸿章回答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 。从后来梁启超与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李曾托人带话给梁,要他在海外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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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在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 。私心感激,诚不可任 。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 。”
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 。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 。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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