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清华历史教授彭林痛惜:中国人陷入群体性迷失,半人时代横行( 二 )


时代 清华历史教授彭林痛惜:中国人陷入群体性迷失,半人时代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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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的基础上,一部分道德教育、科学素养教育被纳入了考察范围,但终究没有敌过被作为竞争评判选择标准的文理大类,教育也最终从育人的平台转变为了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些人会说,不打造“专才”要打造“通才”的话,那不就是不划分政史地、理化生的分隔,而是一起学习,这不是在本就学习压力巨大的青少年身上再添重负,又怎么会有将加上语数外这九门课程学习的全都完美无瑕呢?
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只能说仍只是理解了“半人”浮于表面的概念,却仍然没有厘清它的内核。
举个例子,著名的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当年以数学15分,而国文外文近乎满分的成绩被录入清华大学,这与当时打造通才的教育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沈从文先生,小学毕业却能被北京大学破格录用,在三尺讲台上绽放文采,这充分说明了“完人”与“半人”的分别在于核心素养的完善与否,并不完全在于文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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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确切地说,两位文学大师对于某一学术领域的突出在于他们的热爱,在热爱的过程中既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也将自己的文学素养淋漓尽致的体现,而非出于功利,想要写书出名。
但放在现代,这种急功近利被完全放大,直接导致了群体性迷失。文理分科也不再被视为在各自领域发扬光大,而是扬长避短,以获得更优越的成绩。
从社会层面来说,在一味的追求好成绩、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过个好生活的过程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被无限放大,对物质的追求超越了一切,道德感被远远落下。
只要是对我有利的我拼命争取,与我无关的我便摒弃,一代一代人的信念感正在慢慢消失。
网络暴力、青年犯罪、中国式过马路、对流量明星的无限崇拜,对科学家医生教师的“唾弃”、高智商高学术者的犯罪等等,这些全都不再是单个的社会问题,而成为了群体性事件,这让我们对社会的进展充满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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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层面来说,从高中开始的文理划分,到大学的专业知识学习,文理之间仿佛树立起了巨大的屏障。
高中时期,理科生认为文科生死记硬背,想当官说大话;文科生认为理科生学习无所用,缺乏对社会的整体感知。
到了大学,大多理科生难以进入文字的世界,对文学充满了抗拒,缺乏了感性认知和人文关怀;文科生丢失掉了科创精神,对于基本的科学科技一问三不知。
这表面上来说只是知识的欠缺,实际却是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缺失。笔者上高中时,老师就常常说,我们不是在教你知识,而是在教你学科素养和思维。
总的来说,半人时代首先是学术素养的缺失,进而到功利性的无限追求。解决这一问题,社会教育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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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半人时代
当多个省份轰轰烈烈地拉开新高考的序幕时,我们就可以隐约窥见社会教育对于半人现象的改善迈出的步伐。
新高考在于打破了常规政史地、理化生的文理分科,改为历史、物理这两门最能代表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学科二择一,剩下的四门课程任选。
这充分反映了社会教育意识到了机械的划分文理学科后所产生的的教育弊病,有意识的开始融合人文与科学。当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新的问题也在诞生。
今年将是新高考改革后的第一届考试,走访周围有高三小孩的亲友时,发现多数的学生在教育有意识的融合人文科学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全文(科)或者全理(科)进行学习。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政史地或者理化生三门科目为具有类似相近的学科思维,集中学习使三门课程相辅相成,更有助于获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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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反应的仍然是学生为了追求分数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对分数的功利追求仍然大过了对学科素养的综合学习。
但在人才济济、劳动市场饱和、个别岗位近千万人竞争的模式下,高考作为前十八年唯一的筛选标准,不得已必须被注入求高分、求高校的思绪。
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一定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并不用期盼一蹴而就或者毕其功于一役,只能说细水长流,所有的问题需要我们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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