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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癌症治疗的精准时代( 三 )


在多次沟通和检查后 ， 刘建国被医院批准于当年5月中进入试验组 。 即便被告知 ， 新药存在影响视力、肝脏功能和神经等诸多风险 ，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签下同意书 。 临床试验主要用来评估新型癌症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由于可能在试验中用上对抗耐药性的新药 ， 因而往往被晚期患者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
“美国永远有新药 ， 有新药就有希望 。 ”刘建国说这话的时候 ， 情绪并不高 。
刘建国说自己已经花了600多万元用于抗癌 ， 癌症晚期的每一天都是真金白银换来的 ， 即便下一步进试验组的药物及各种治疗都免费 ， 他也已经花费不菲 ， 况且 ， 治疗前景依然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 多方尝试后 ， 最终 ， 刘建国的生存期延长了近一年 。
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提供支持的临床研究数据库ClinicalTrials.gov搜索关键词“癌症” ， 到2021年4月27日 ， 美国申请“癌症”相关的临床研究38590项 ， 约占全世界癌症临床研究总数的一半 ， 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近5倍（8068项） 。
以乳腺癌为例 ， “麻省总医院任何时候都有50个以上对乳腺癌患者开放的临床试验” ， 该院乳腺肿瘤医学项目主任莱夫·艾里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当然 ，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参与试验 ， 限制条件是另一回事 ， 主要与研究目的密切相关 。
在提供充分治疗的同时 ， 还有一部分临床试验致力于找到最适合的药物剂量 ， 避免过度治疗带来的毒副作用 。 丹娜-法伯每年针对乳腺癌的约50个临床试验中 ， 剂量试验不到10％ ， 但却是“最为大众所知的非常重要的临床试验” 。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医学事务资深副总裁、乳腺癌内科学中心主任、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埃里克·温纳强调 。
对临床试验最多的质疑就是 ， 万一被分到对照组 ， 岂不成了小白鼠？
参与试验的患者都是经过挑选的 ， 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 例如 ， 要求病人已经出现某种耐药 ， 并在入组前接受检查 ， 确保身体状况；其次 ， 对照组虽然没有用到新药 ， 但也是标准治疗 ， 不会比常规治疗更差 。 此外 ， 在肿瘤新药II期临床试验中 ， 往往对多个瘤种、多种剂量或用法进行探讨 ， 以淘汰无效剂量、筛选敏感瘤种 ， 常采用“单臂研究” ， 即没有对照组 ， 都是试验组 ， 也就是说 ， 所有患者都会使用到新药 。
监管机构也会对临床试验进行严格审查 ， 确保患者的安全和试验的有效性 。 以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法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的临床试验为例 ， FDA会在顶层设计上对实验室搭建、治疗效果等方面有明确要求 ， 并对试验所在的技术审查委员会（IRB）进行监管 。 所有参与试验的专业医疗中心、机构、学术中心都有各自的技术审查委员会 ， 全权负责试验方案 ， 包括每个数据和记录 ， 哪怕是患者输液时间延长了半小时 ， 也需要及时报备 。
针对CAR-T临床试验 ， 国际细胞治疗学会和美国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还联合创立了细胞疗法认证检查认定委员会（FACT）这个专业协会 ， “协会由行业专家和学者组成 ， 定期到美国各干细胞移植中心评估 ， 审查细胞治疗治疗、安全性 ， 以及是否符合标准 ， 如有不足的地方 ， 我们会给出改良建议 。 ”丹娜-法伯免疫效应细胞疗法科技主任莎拉·尼基弗罗介绍道 ， 她也是细胞疗法认证检查认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
在1970年代 ， 美国也曾频繁出现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 ， 随后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建立 ， 尤其是《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 ， 明确规定研究者维护准确试验记录、保存并保留试验记录等责任 ， 将临床试验造假的法律责任落实到研究者个人 。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官网一则通告显示 ， 2009年 ， 新奥尔良地区医生玛利亚·卡门·帕拉佐未按方案开展临床试验并提交了造假的报告 ， 最终因39项医疗欺诈罪名被当地法官判处87个月监禁 。

2020年11月5日 ， 上海 ， 第三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馆展出的一台粒子线癌症治疗系统 。 图/视觉中国

新药上市之路
肺癌患者期盼已久的第三代EGDR靶向药物奥希替尼从开始临床试验到在美获批上市仅用时两年半 ， 而一般的抗癌药物在美国从走完试验到上市的路要十年左右 。
电影《达拉斯俱乐部》就曾对美国FDA审批药物过慢以致患者无法及时用药的情况进行批判 ， 实际上 ， 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艾滋病治疗的现状 。 公众的谴责促使FDA在1987年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计划 ， 以加快新药审批 ， 尤其是“严重或致死性疾病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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