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新青年》这本杂志，是否过誉了( 二 )
（2019·新课标）1915~1918年，《新青年》中“革命”“科学”“平等”“民主”等词出现频次大体相当；1919~1922年，“民主”出现次数不到“科学”的1/10，不及“革命”的1/20。这种变化可说明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发生转变。
■并没有过誉，但是它的创办与传播，可是充满了波折。
1915年，一本不起眼的杂志在上海创刊，起名《青年杂志》，第二年换了一个ID，就是后来左右了“五四”运动的《新青年》了。
但是《新青年》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刊物，每期印数大概只有1000份，这非但是不能盈利，甚至是远远不能回本的。
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等等),论旨其实十分空泛。
陈独秀先生最初给《青年杂志》投稿的都是陈独秀的同学好友，比如高一涵、谢无量等人。
1924年，朱经农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提到,高一涵曾撰文发泄对商务印书馆的不满,原因就是自己因为没有大名气而受到冷遇。
高一涵先生后来，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争论集·导言》中回忆说，《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与当时的一般杂志“无殊”。
当然，更为人所熟知的是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
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鲁迅先生这便是一个媒体杂志最大的悲哀了。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没人夸你，甚至也不是没人骂你，而是没人理你。
我自己在花半天时间查资料，回答问题，结果正是如此。
而“五四”时期的导师们也正是如此。
然而，他们明显比我聪明得多。其实，方法也简单，就是找“托儿”，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双簧信”事件。
1918年3月，“双簧信”正式上演。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拟态的正方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凌厉,非常具有戏剧性和观赏效果。
北师大李小龙先生在整理《中国旧小说考证》的《后记》中评价胡适先生云“谦谦君子”，诚哉斯言！胡先生对于这种“找托儿”的手段颇有不安，然而陈衡哲先生则安慰胡先生说此举颇具有“对外军略”的意义。
说起陈衡哲先生，可能大部分人已经不太了解。陈先生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教授，对文学和史学都颇有研究，并且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的作者，比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更早。
今天正好是北大校庆，二十多年前，北大举行百年校庆，任以都先生打电话给北大，说自己说陈衡哲先生的长女，想要参加北大的百年庆典，结果电话那头说了一句：
“陈衡哲是谁？”
这则掌故是我在清华大学校友总会官网上看到的，并且只是说“国内某著名学府”，含沙射影，十分有趣，我把链接复制到这里，以证明我所言不虚。
重拾陈衡哲
话说得远了，总归有了“双簧信”的妙招，真的引来了一批反对者，其中竟然不乏声名赫赫者。就这样，《新青年》杂志才真正流行开来，并且如同历史课本上说的一样，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实，在《新青年》杂志上“新”“旧”两派的交锋更加有趣，如果这次回答赞足够多的话一定会替大家扒一扒。现在，我或许应该找个“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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