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官决策体制解体与士风的转变，看北宋覆亡的根本之因(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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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官集团诚然，这样繁琐的决策机制当然会使行政效率上大打折扣，上下权力掣肘，这也正是北宋冗官的弊端表现。但好的方面是也能够保证国家的运行始终在一个集体决策的稳定框架内，规避了皇帝出现昏聩而使得国家混乱的局面。因此，后人给予北宋政治生态高度评价正是基于这一合作共治的人文精神。但是到了神宗一朝，锐意改革的宋神宗为了推行变法，对北宋前朝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推翻洗牌，为了保证自己的改革意志能够上传下达畅通无阻，进行了诸如削弱相权、奏疏留中不发、打压台谏清流的举措，并不惜借文字狱和党争之辨的手段贯彻变法的推行。这种措施的影响，并没有通过宋神宗的离世而消灭，而是通过党争的扩大愈演愈烈，持续影响到了宋徽宗时期。党争上的乌烟瘴气便被各方面素质远不如神宗君臣的投机主义分子而大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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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高俅剧照权臣蔡京仰仗着宋徽宗的宠信，顺着王安石变法中加强皇权的变法方向，进一步迎合宋徽宗的心思，进一步强化了徽宗“御笔”的政治效力，一改前朝的集中决策体制，使得大小政令皆出自与皇权。于是北宋中期的文官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制度到宋徽宗一朝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而名存实亡。以蔡京、高俅为首的北宋文官利用宋徽宗在政治上的宠信和御笔上传下达的机会循己私利，把宋神宗时期挑起的党禁运动贯彻到底，发起“元祐党禁”，打压异己寻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了宋徽宗执政时期的人才选拔机制败坏，朝野上乌烟瘴气，形成了以以蔡京为首的文官集团无公有私的道德缺口，在这一局面下，通过他们选拔上来的“人才”自然也只能把政治公心放在第二位了，从而涌现出北宋亡国时期群小奔戏的荒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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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与蔡京为首的北宋高层集团可见，北宋覆灭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没能守住中期形成的集体决策的稳定机制和朝野上下互相制约的政治风气。巧于迎合，一己之私、目光短浅，以及党争相互攻讦之下的士风沦丧和道德败坏，最终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治国水平的缺失和文化自信上的沦丧。再好的制度设计，再强大的政治传统，最终仍旧需要人的坚定奉守和贯彻执行，因此北宋覆灭所展现出的教训图画就是制度和人治之间的相互影响，任何一方的沦丧退守终将使得整个政治系统败坏衰亡。制度与人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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