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官决策体制解体与士风的转变，看北宋覆亡的根本之因
最近《清平乐》的播出掀起了一波收视高潮的同时，引起了观众对于北宋，这个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士大夫精英黄金时代的兴趣。记得在《国家宝藏》栏目宋代节目的录制时，主持人曾经问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可以穿越回一个王朝，你想去哪个朝代？”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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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北宋栏目台下的观众几乎异口同声地选择了同一个回答。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而是文化认识统一背后展现出的宋代人文精神的文化自信，已深深地依靠历史的记载与渲染，扎根在了当代带有文化复古气息的环境中。但辉煌灿烂的北宋王朝并没有因为文化与经济的强大而从历史滔滔东逝的长河中生存下来，在时间的前进和纷杂万变的国家环境中，茂实的文化成果也最终伴随着汴京之围的铁蹄与战火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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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南下示意图对于北宋王朝灭亡的原因，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给出了“积贫积弱”的答案，意思是北宋不仅仅是军事战略上目光短浅、疲软脆弱，即使引以为傲的经济也是根植于国家财政短缺之上的“假繁盛”，经济决定政治，因此北宋难逃王朝周期论的衰亡。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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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繁荣从军事体量上来说，继承后周武装衣钵的北宋王朝在建国伊始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从武将的人才培养、兵源的战斗力素质并不像后世以讹传讹的那样疲软无能。面对北方辽国、西夏两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宋军往往能坚壁清野给予重创。北宋建国之初长达半个世纪的宋辽战争之所以仅仅与辽国相战平手而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是因为辽国本身已经在社会生产力空前进步，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军事政治协调能力已发展成与北宋中原文明水平持平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因此，北宋在与辽国的长期交战中，双方在保障战争进行的政治经济上各有长短，总的体量上呈现出了两个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各有胜败几为平手也是正常的。即使是北宋令后世所诟病的军事战略冒进主义，以及“兵将分离”的战场笑话，也是晚唐五代以来，中原政权军队骁勇善战，敢于斗争的军事氛围所染，与战役的成败并没有绝对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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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出土的展现辽国繁荣的壁画那么北宋王朝真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标志北宋灭亡的靖难之役，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一灾难的始作俑者宋徽宗，依靠自导自演的“历史闹剧”而引起的。前后种种战场战术上的矛盾、战略用人上的荒诞程度，使我们很难想到这出自一位青年时期，依靠权力险恶的斗争突破层层宫斗厮杀而夺得皇位的政治家。比如说应该守都城做坚壁清野的防守硬战的时候不准备，应该放弃都城南逃再寻机会的时候不逃跑；敌人南下长途奔袭时临战换将贬谪忠良，甚至荒唐到寄希望于道士在城楼上“作法”以吓退金兵铁骑。而宋徽宗父子二人偏偏选择自断手臂到金营大帐外请降，主动请缨做亡国之君，即使是文化还未开明的金人显然也不会放弃这一历史机会。因此可以看出，面对政治经济文化体量再小的敌人，体量庞大的北宋王朝即使精神文明更加先进，竟然在一个历史瞬间被金兵的铁骑践踏得国破家亡，外在的军事部署固然是失败的一个方面，但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阶级的内在原因则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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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中的宋徽宗和蔡京这就不得不问，为什么到了宋徽宗时期，北宋中央涌现出了一群围拢在宋徽宗周围，帮助其自导自演这一出历史灾难的昏聩之人呢？这就要追溯到宋徽宗的祖父宋神宗时期，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为迎合宋神宗皇权的集中意志而对北宋政治体制进行的破坏。北宋经过中前期宋真宗和宋仁宗在一系列官职改革和科举文化上的改良，使得士大夫文官集团通过以宰相为首的权力平台和谏官的批评机制，对皇权的有效制约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正是以此制约机制为基础。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北宋皇帝，诸如仁宗、英宗根本没有明清皇帝那样杀伐大臣或擅自出兵的权力，国家意志的传达必须经过文官集团的集体意志展现才能形成执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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