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醒陶思南的 ， 不是闹钟而是好奇 。 等了一个晚上 ， 谜底即将揭晓 。
【开发组|腾讯陶思南：过去十年，我亲历的黑产攻防“无限战争”】这是2009年刚到腾讯的陶思南 ， 一个每天想通过编码“小步快跑”验证各种想法的“后台开发组”实习生 ， 而今成长为他人口中“稳重、内敛”的高级技术总监 ， 他说这种“急性子”依旧改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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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 ， 陶思南在腾讯几乎只专注一件事——反欺诈 。 这十年也是以腾讯等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最快的时期 ， 随着互联网的扩张 ， 相应的网络黑灰产迅速蔓延 ， 市场规模已达到千亿级别 。
长期处于业务一线 ， 陶思南见证了网络欺诈的发展历程 ， 各种诈骗像野草一样“春生吹又生”从未停止 ， 而他也亲历了和黑产长达十年的“无限战争” 。
出现在同事“噩梦”中的实习生
研一暑假找实习单位 ， 22岁的陶思南面临两个选择：去北京的IBM还是深圳的腾讯？
2009年那会 ， 成立仅十年左右的BAT才开始崭露头角 ， 世界IT中心位置依然由美企霸占 。 按照金融时报公布的数据 ， 2009年全球IT企业中 ， IBM以1719亿美元的市值 ， 仅次于微软和苹果 。 腾讯则以395亿美元的市值 ， 位居第17位 。
单从公司规模看 ， IBM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 但相比在研究院从事测试工作 ， 陶思南更喜欢开发岗位 。 得知腾讯招实习生的消息时 ， 陶思南还在从北京回重庆大学的火车上 。 中途没有回校 ， 他直接赶赴面试地点 ， 就这样拿到了心仪的实习off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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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腾讯 ， 接陶思南的程序员身着T恤 ， 趿着拖鞋就下楼了 ， 这让陶思南想起了同寝室的大学舍友 。 不过在讲求快速迭代的互联网公司 ， 这种轻松随意之感 ， 很快被工作的压力替代 。
2009年6月 ， 腾讯的安全软件“QQ医生”还未正式升级为“电脑管家” ， 陶思南所在的团队主要负责这款产品的木马查杀和网址检测工作 。 实习的第二周 ， 他被指派了一项开发任务 。 为了尽快上手 ， 陶思南开启了起早贪黑的工作模式 。
初来深圳 ， 陶思南和校友李乐乐一起租房 ， 两人住的地方穿过一个公园步行即可到腾讯 。 “他是个很自律的人 ， 我印象中他刚工作时 ， 每天五六点起床 ， 很早就去上班了 。 ”李乐乐说 。
彼时假网站诈骗正兴起 ， 这是“网络钓鱼”的一种 。 不法分子假冒银行、电商平台、游戏充值等网站 ， 通过搜索引擎、QQ、论坛、博客等渠道“钓鱼” ， 骗取用户点击输入卡号、密码等信息 ， 进而窃取资金 。
陶思南需要做的是 ， 尽可能覆盖用户举报的所有诈骗网站 ， 阻止下一波用户被骗 。 当样本量足够多时 ， 他可以通过技术建立安全模型 ， 找到更多类似的诈骗网站 ， 及时阻断或拦截传播 。
尽管在学校掌握了基础知识 ， 但每个公司研发体系和架构各有差异 ， 新兵真到了“实战场”难免手足无措 ， 此时腾讯内部分配的“导师”就发挥了作用 。
面对不甚熟悉的后台开发业务 ， 陶思南在自行探索的同时也会追着导师询问 ， 一天多则十几个问题 。 后来这个系统上线两周 ， 他的导师说晚上做了个噩梦 ， 梦里有两个人一直缠着他 。 其中一人是项目经理 ， 催着问产品何时能上线；另一个是陶思南 ， 总是急切地问各种环节的问题 。
“内心憋着一股气”
实习一年半 ， 陶思南拿到了留用的offer 。 毕业时还有一家成都公司向他抛出橄榄枝 ， 主要做硬件安全方面的工作 ， 开的工资比腾讯诱人 。
天平还是倾向深圳 。 那段实习经历让陶思南基本了解一个互联网企业的研发链条 ， 也更加清楚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后台开发和服务端开发上沉淀技术 。
奔着“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想法 ， 他信心满满地加入了腾讯 ， 但现实却有些“骨感” 。 在论技术能力评级的互联网企业 ， 陶思南获得的是最低级别 ， 工资也是团队里最低的 ， 这让他感到有些不是滋味 。
在公司内部的OA办公系统上 ， 陶思南用的头像还是大学时的照片 。 画面里 ， 他身穿白色T恤 ， 头发蓬松茂密 ， 一副青葱的模样 。 陶思南看起来斯斯文文 ， 内心里却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 。
“我们团队的工作直接影响了这些黑产能不能赚到钱 ， 这块对抗非常激烈 。 ”陶思南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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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他所在团队以木马查杀为重心 ， 钓鱼网站检测属于比较边缘的业务 ， 一开始还有4、5个人 ， 后来因为工作内容在团队内不被重视 ， 纷纷离开 ， 只剩下陶思南和另一名毕业生 。
重担落在两人肩上 。 他们为了搭建系统写了上万行代码 ， 每发现一个欺诈网址就要自动下载检测 。 早期系统上线时几个小时就宕掉一次 ， 两人还要随时“灭火” 。
不久前接受南都采访人员专访 ， 陶思南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接连几次提到“崩溃” 。 “那天看到一个程序员哭了 ， 我当时就想到当初场景——代码编译之后 ， 跑了一段时间程序又挂掉了 ， 但很难定位问题 。 ”
在复杂的代码中 ， 找Bug可能是一件容易把人逼疯的事情 。 举个例子 ， 你在网购页面进行一项“点击—下单—付款”的操作 ， 背后可能有两百万行代码；如果系统还用了网上的一些开源组件 ， 这意味着难度升级 。
最崩溃的时候 ， 两人天天盯着屏幕一行行看代码 ， 花了接近一个星期没找出Bug ， “在那里拍桌子气得不行 。 ”
期间 ， 陶思南也想过辞职 。 2012年阿里从香港退市 ， 在深圳招聘时曾找到他 ， 并开出诱人的工作条件 ， 但不服输的陶思南“内心憋了一股气” ， “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再走” 。 两年后阿里正式登陆纽交所 ， 上市首日收盘市值为2314亿美元 ， 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上市公司 ， 陶思南调侃错过了这趟“说不定能实现财务自由”的班车 。
从盗号、电话诈骗到杀猪盘……与黑产作激烈对抗
好在 ， 陶思南也因为这份坚持迎来柳暗花明 。
在各大厂商相继推出终端杀毒软件后 ， 木马病毒的生存空间遭到压缩 。 很多黑产开始往钓鱼网站、涉金融欺诈转移 。 凭借一直以来在反欺诈领域的积累 ， 陶思南开始厚积薄发 。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 ， 2013年网民因为网络诈骗、垃圾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侵权现象而产生的损失达到1433.6亿元 。
警方和运营商也为这个事情头疼不已 。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 2016年 ， 陶思南所在的反诈骗实验室和无锡公安、江苏电信达成合作 ， 联合打击网络诈骗 ， 并且很快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 部署反诈骗系统第一周 ， 警方来自用户的网络诈骗报案数据就暴降50% 。
“我记得2013年、2014年的时候 ， 我们每天做一个模型可以快速影响几十万、几百万人 。 每拦阻一个欺诈的网站就能避免更多人受害 。 ”陶思南说 ， “那段时间虽然没给公司赚什么钱 ， 但做（反欺诈）这件事对社会挺有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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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人到三十几人 ， 陶思南开始带团队 ， 负责的业务也从早期的恶意网址欺诈、盗号拓展到到电话诈骗、刷单诈骗、金融诈骗、“杀猪盘”等各种形态 。
李乐乐告诉南都采访人员 ， 业务边界的扩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陶思南敏锐的市场判断 。 “我们以前是纯做安全的 ， 后来做这些金融监管、市场监管的内容 ， 是基于对于客户潜在需求分析挖掘出来的 ， 对于潜在的一些商机、机会点的判断 ， 陶思南起了一些关键的作用 。 ”
和陶思南共事9年的张文辉说基本很少看到陶思南动怒的样子 ， 他行事作风一向稳健 。 但在和南都的交流中 ， 斯文的陶思南在提及“假疫苗”的时候 ， 说了唯一的一次脏话 。 对于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陶思南 ， 这是忍无可忍的问题 。
2018年7月,长春长生生物因在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中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 ， 被责令停止生产 。 “我* ， 连疫苗都造假 。 ”陶思南想起来他两岁半的孩子在体检时也被发现 ， 明明打了几针乙肝疫苗 ， 但医生并未检测出任何抗体 。
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爆发后 ， 作为一个父亲 ， 陶思南知道无数家长需要一颗“定心丸” ， 他带领团队加班在24小时内上线了疫苗查询服务 。 一天之内 ， 有几百万人访问了上线在微信“城市服务”的查询系统 。
在张文辉看来 ， 陶思南是一个对社会痛点比较敏感的人 。 因为这份洞察力 ， “他带着我们团队在反欺诈的道路上捕捉了很多机会 。 当看到某类社会现象发生后 ， 他会结合我们的能力去挖掘能做什么 ， 不断拓展新场景 ， 在社会责任这块做得很好 。 ”
在业务边界扩大过程中也踩过不少坑 ， “因为想多抓一些坏人的时候 ， 就有可能产生误判 。 ”这种误判甚至让陶思南差点惹上官司 ， 但这些都只能算是小插曲 ， 真正让他一度感到疲惫的是 ， 黑灰产野火烧不尽 ， 春风吹又生 ， 躲在暗处的敌人从未停下作恶的脚步 。 面对超过150万人的黑产从业者 ， 早期陶思南团队仅有十几人 ， 纯靠人工作战难免打败仗 。
公司里 ， 游戏、微信或QQ的团队在上线新版本后 ， 总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迭代 。 “但我们要不断追着敌人跑 。 对方一变我们要调整策略 ， 再变又要跟上 ， 这像是一个不断死循环的过程 。 ”
一股内卷的情绪在团队中铺散开来 ， 作为管理者的陶思南必须带队冲出迷雾 。 最终 ， 他找到了破局之道——将AI和反欺诈结合起来 。
当时谷歌的阿尔法（AlphaGo）还未打败围棋世界冠军 ， 陶思南团队开始用早期传统机器学习的办法代替人工做模型 ， 然后不断训练 ， 给机器样本和特征维度数据 ， 让它自行学习 。 如此一来 ， 很多耗时的人力工作就被自动化取代了 ， 他们有更多兵力去对抗黑产团伙、断其财路 。
兵来将挡 ， 水来土掩 ， 陶思南喜欢这样的状态——“工作如果一直是一条很平的线 ， 人容易疲惫或丧失激情 。 但如果不断有挑战刺激你 ， 达到一个里程碑后设定下一个 ， 过程就很有成就感 。 ”
从T恤到衬衫领带 ， 技术人转型的阵痛
从0到1 ， 陶思南在反欺诈的路上有多很多创造 。 这些与黑产对抗的经验和对技术的探索 ， 最终沉淀在灵鲲中 。 目前他是腾讯安全云部灵鲲监管产品中心总监 。 入职时耿耿于怀的“最低的级别、最低的工资” ， 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当成段子讲了 。
“鲲之大不知其所踪 。 ”这句出自庄子《逍遥游》的话 ， 寄托着陶思南等人通过“鲲之大”的技术更好解决社会痛点的期望 。 目前灵鲲在金融科技、食药来源追溯、知识产权、电商等领域都有规模化应用 ， 服务对象包括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药监局、金融办、公安局、银行、电商平台等 。
每深入一个垂直领域 ， 陶思南团队都需要了解各个行业的业务知识、监管政策等等 。 不过1到N从来不是最难的 ， 而是从0开始 。 2018年9月 ， 腾讯提出从C端转向B端后 ， 让这个以技术研发为班底的团队倍感折腾 。
最初这群程序员要学着写文档 ， 有时好不容易写了1000页纸 ， 客户一发话可能要缩回100页；他们要事先接受商务培训 ， 换上正装去见客户 ， 硬着头皮在各种场合做汇报；还有一次团建时遇到突发任务 ， 他们不得不到处借电脑改方案 ， 中途还有人累倒紧急送医……
“不止我痛苦 ， 整个团队也是 。 ”陶思南说 。 过去两年 ， 这种转型的阵痛在腾讯内部并不少见 ， 但竞争带来的危机感促使他们不断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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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C端红利消耗殆尽 ， 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转向B端赛道 。 事实证明 ， 这一转型的初效已现 。 2020年Q3财报显示 ， 腾讯第三季度营收1254.5亿元 ， 同比增长29% ， 其中企业级安全业务成为一个增长点 。 截至目前 ， 腾讯市值突破6000亿美元 。
陶思南也在筹划布局 ， 想方设法带领团队转型 。 “创新很难 ， 我相信他有段时间也很焦虑 。 如果技术转型方向不明确 ， 未来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 但他提出了很多方向 ， 然后我们快速试错 。 ”张文辉说 。
一向给人温和、沉稳的陶思南确实有过不安 ， 就像早期转到管理岗一样 ， 本来想走技术路线 ， 变了赛道后还能回得去吗？但面对全新的挑战 ， 他有自己的适应法则——从全局看待问题 ， 把事情做好 ， 多去思考！
当然陶思南也有特殊的放松方式 ， 回家后钻进技术的知识海洋里——“掌握一项最新技术 ， 思考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 挺好的！”
采写：南都采访人员李玲 冯群星 发自深圳（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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