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回。”这种看法，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司马光说王安石“贤而愎”，可谓一语中的。就连王安石早年的好友曾巩也批评他“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这种性格特点，对于一个文人学者来说也许并无大碍，但对于一个执掌朝政的政治家来说，却是严重的缺憾。王安石的文才、学问和人品超出侪辈，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也难以否认。但自视过高，势必会走向反面。譬如他崇尚经术，品格高古，言必称“二帝三王”，虽含有为推行变法而制造舆论的深意，却也每每给人留下议论迂阔、不切实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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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年－1086年）他鄙视流俗，特立独行，不屑于交结士林以为党助，却也在无形之中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他果断自信，个性坚强，却失之于偏执、急躁和武断，尤其是在遇到不同意见时，不但不懂得求同存异，反而经常使矛盾更加激化。他率性质朴，却不善于洞察人性之恶，乐于用人之长，却不能制人之短，遂使不少投机分子混入变法队伍，既给他本人造成被动，也给变法大业造成了危害。对那些反对新法的人士，王安石不加区别，不作分析，一概斥之为“流俗”，致使许多昔日的好友甚至恩人都成了他的敌人。熙宁初年，御史、谏官的原班人马，也因为政见不合而被相继贬逐。在阻力巨大、树敌过多的情况下，王安石不得不对年轻新进的官员更加信任和依赖，凡表态支持新法者均可受到重用。就连他的弟弟王安国也对乃兄的用人政策不以为然，批评他知人不明。后来王安石承认自己“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这的确是痛定思痛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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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飞来峰王安石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在王安石重用的“轻儇小人”中，唐坰[jiōng]大概是他尝到的第一颗“苦果”。此人以父荫得官，十足的“二杆子”脾气。熙宁初曾上书声言：“青苗法不行，宜斩大臣异议如韩琦者数人。”为此大得王安石青睐。后来王安石对他的为人渐有了解，对他有所压抑。这令唐坰十分恼怒，于是疯劲大发，一连上了二十道奏疏，攻击时政。最后又孤注一掷，在朝会之时公然弹劾王安石，乃至诋毁王安石为李林甫、卢杞一类的奸臣，并给王安石罗列了洋洋六十条罪状，着实让王安石下不来台。这件事震动朝野，也使王安石的声誉受到了莫大的损伤。在变法派阵营中，吕惠卿和曾布是两位关键性人物，他们对新法的支持最为坚定，出力也最多，堪称王安石的左膀右臂。然而此二人从变法伊始就关系不佳，王安石虽爱其才，却不能居中协调，致令吕、曾二人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熙宁七年（1074 年）三月，围绕着对市易法的调整和对吕嘉问的处理，吕惠卿和曾布之间发生了公开而严重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王安石完全支持和偏袒吕惠卿、吕嘉问，导致曾布去位，魏继宗被罚。这件事还使得宋神宗和王安石之间分歧增大，严重扰乱了变法派的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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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侠《流民图》当时正值北方大旱，反对派利用天灾，对新法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其中首先对宋神宗产生巨大触动的，竟是一个名叫郑侠的小官。郑侠曾经是王安石非常赏识的后生，后来却对变法持否定态度，从此自外于王安石。不仅如此，郑侠还把天灾造成的恶果归罪于新法，并绘制了一幅《流民图》，上奏神宗皇帝。神宗观此图后，一度下诏暂罢新法。事有凑巧，郑侠上书三天后，果然天降大雨。这对变法派来说，无疑是不祥之兆。不久，司马光就写了《应诏言朝政阙失事》，全面指斥新法，要求罢免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两宫太后也在神宗面前泣诉“王安石变乱天下”。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感到难以继续执政，只好恳请辞职。熙宁七年四月中旬，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自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变法派阵营内部的裂痕越来越大，集中体现为王安石和吕惠卿之间矛盾的白热化。吕惠卿才华出众，但却是典型的有才无德之人，胸襟狭窄，功利心和嫉妒心极强。早在熙宁初年，司马光就竭力反对重用吕惠卿，还写信规劝王安石：“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话都不幸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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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1032年-1111年），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吕惠卿自视对新法贡献最多，不但看不起其他新法人士，就是对王安石本人，也渐渐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这种野心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完全暴露出来。王安石辞相之际，为了使新法能够继续推行下去，向神宗推荐韩绛接替自己的位置，又力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可吕惠卿却有自己的打算，史书说“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为了达到排挤王安石的目的，吕惠卿先是对郑侠“擅发马递”一案穷加鞫治，构陷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王安国“坐夺官，放归田里”。王安石得知消息，竟至“对使者泣下”，却又无可奈何。当时发生了宗室赵世居谋反的案件，其事牵连到一位名叫李士宁的术士，而王安石又曾与李士宁关系密切。吕惠卿遂借机“起士宁狱以倾安石”，毁坏王安石的名声。宰相韩绛看出了吕惠卿的野心，却又无力制止，遂向神宗皇帝建议，复相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 年）二月，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王安石接到任命后，立即赴京任职。他还从继续推进变法的大局出发，对吕惠卿在其罢相期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然而吕惠卿却对王安石的复职十分不满，虽然不便公开反对，却时常发牢骚，在神宗面前说王安石的坏话。宋神宗对吕惠卿这种消极怠工、牢骚满腹的态度十分失望，觉得吕惠卿“忌能，好胜，不公”，且“自许太过”，因而多次提醒王安石：“惠卿不济事，非助卿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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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朝中一些见风使舵的小人又开始改变立场，转而向吕惠卿发起攻击，致使变法派阵营内讧不断，最终公开分裂。这其中，以御史中丞邓绾的表现最为恶劣，起的作用也最坏。邓绾，成都双流人，举进士，为礼部第一，也算得上是一位才子。可他却是个精于谄媚、趋炎附势、品行不端的小人。他有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不管为官声名好坏，任凭人们笑骂，还是泰然自若当自己的官）足见其无耻的程度。王安石、吕惠卿交恶后，邓绾的小人嘴脸充分显露出来。“安石去位，绾颇附吕惠卿”，助吕攻王；“及安石复相，绾欲弥前迹，乃发惠卿置田华亭事”，致使吕惠卿被罢去参知政事的职务，出知陈州。反水的同时，他又揭发另一位新法要员、三司使章惇与吕惠卿勾结，顺便把章惇也赶出了京城。变法派的分裂不但使王安石心灰意冷，饱受刺激，也让神宗皇帝不胜厌烦。他一方面对吕惠卿的拆台十分恼怒，另一方面也对王安石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深感失望。尽管他对王安石仍非常尊重，体恤有加，却也对王安石的判断力（特别是对人的判断力）和继续主持变法大业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人们对新法的种种非议也一直困扰着宋神宗，促使他对许多问题进行冷静独立的思考，对王安石也不再像变法初期那样言听计从了，二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王安石对此也感受颇深，以至不无抱怨地慨叹道：“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而之前曾公亮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熙宁九年（1076 年）六月，又发生了吕惠卿上书反击王安石的事件，使变法派内部的倾轧纷争达到了极致。这件事是由王安石之子王雱[pāng]直接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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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雱巧辨獐鹿王雱（1044-1076年），自幼敏悟，数岁时，客有一獐一鹿同笼以问雱：“何者是獐？何者为鹿？”雱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王雱是王安石唯一的爱子，天资过人，才华横溢。然其性格自负孤傲，睥睨一世，较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素来鄙薄吕惠卿的为人，又因修经义之事与吕惠卿矛盾重重。大概是出于“为父除恶”的念头，他在吕惠卿出知陈州后仍不肯罢休，要痛打落水狗。于是，他背着王安石，授意邓绾等人继续搜罗吕惠卿奸邪不法的罪证，必欲将其法办而后已。吕惠卿得知消息后，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安石幕后指使，便奋起还击。他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不仅对王安石极尽丑诋诬蔑之能事，还揭发王安石以前写给他的私人书信中有“无使上知”等大逆不道之语。吕惠卿此举的确非同小可，当宋神宗将其上书给王安石看时，王安石大为震惊，随即回去盘问王雱，王雱不得不以实情相告。王安石大怒，对王雱痛加斥责。王雱本来就体弱多病，闯下大祸后更是忧郁愤懑，没过几天就发背疽死了，年仅三十三岁。王安石痛失爱子后哀伤过度，一蹶不振。十月，他第二次罢相，出判江宁府。以此为标志，王安石与宋神宗共同主持变法的阶段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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