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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秘藏到共享：致力于构建平等关系的博物馆
作者 | 严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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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博物馆在致力于社会平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及成效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展开。从外向的视角看，博物馆正努力在一个多元文化格局的世界中，通过提供更开放和更具包容性的话题平台，致力于文化、民族和信仰间的理解与沟通，使人们以一种更客观和更富有同情心的态度展开对话；其贡献表现在：
1.通过展品阐释使观众获得更广泛地了解真相的途径，获得对事实与价值进行判断所必要的知识素养与方法论，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专业与非专业的鸿沟，打破专业、行业和学科间对话的壁垒，为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沟通与对话提供平台；
2.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特展，在主流记忆与文化之外，为小众人群及各种亚文化提供发声的平台，使更广泛的人群和文化借助于这一平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
3.通过在展览中推出社会敏感问题，吸引更多公众展开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
另一个则是从内省的视角，反思博物馆在自身建设与发展中是如何不断改变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努力构建更加平等的博物馆/观众的新型关系的。前一话题关注的学者较多，也是2020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所强调的重点。本文从后一话题，即从内省和反思的角度回顾博物馆是如何通过将私人秘藏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资产，以保障普通人获得藏品利用的平等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一系列的改革，使博物馆从权威的赐予者、施教者角色向帮助观众学习的伙伴关系演变，从而构建博物馆与社会公众更加平等的新型关系。
当代博物馆与社会公众所呈现出来的越来越平等的新型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本文主要从博物馆化拓展、博物馆文化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博物馆建设理念变化的角度，探讨这一变化的背景与原因。
一、博物馆化的拓展
“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是指将“物”转化为“博物馆物”（Musealia）的行为与过程，其依据是发现了物中所蕴含的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与认知。这种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也被称为“博物馆性”（Museality）。当人们辩识出物中的博物馆性，便将其与现实的时空进行分离，使它们从原场域进入到收藏领域，从而变身为“博物馆物”。物的博物馆化既是一个“去语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去功能化”的过程。被博物馆化的物品通常会丢失其现实的实用与工具功能，成为一种主要服务于精神层面的“无用之物”。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收藏定义为一种超越生计的“奢侈”行为（这也是欧洲中世纪初期基督教禁止收藏的理由之一）。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收藏的主体基本是属于王公贵族的上流社会。他们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通过收藏稀罕、美丽和珍贵的物品，满足自己的审美与好奇，服务于自己的社交圈。这是一种纯私人的行为，收藏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个人，加上藏品多是高价值物品，所以具有强烈的私密性，对收藏品的利用也具有个人专断的性质。
这表明，作为博物馆文化物质基础的收藏文化是从一种高度个人化和私密性的起点出发的。博物馆历史的发展也正是从这种状态起步，通过分享与传播，逐步变得公开和包容。导致这一持续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博物馆化拓展是其最内在、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从人类收藏史可以看到，与早期社会相比，当今社会收藏物的数量千万倍地增长，类型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越来越多原先并不入收藏家法眼的物品竞相进入收藏领域。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收藏动机与价值判断的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为研究和教育的目的所进行的收藏占据了日益扩大的比例，逐渐成为主流，呈现出一种去精英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改变了藏品利用的阶层专属特点，奠定了公共化利用的基础。
导致博物馆化拓展的动力系统大致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类认知能力的增长。文明进程是一个精神性成长的过程，这尤其体现在知识生产领域。人们在生产与研究过程中不断积累新的经验与知识，导致科学学科大量增加，几乎覆盖自然与社会生活的各种方面。
16、17世纪以后，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也先后发展起来。有人统计，当今仅自然科学学科就接近一万种。各分支科学学科的产生将人们的认知纳入专业化轨道，大大强化了对外部环境以及物质世界的认知能力。
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人类对物中的意义与价值，即“博物馆性”也变得更加敏感。
随着物所蕴含的大量的和越来越多的信息与知识显现，人类发现了更多值得进行博物馆化的物品，并将它们转化为“博物馆物”。
第二，收藏主体的扩大。早期的收藏者主要是有钱的个人和家族，或者是一些宗教团体，收藏目的主要服务于自己的社交圈或出于传教的目的，其收藏视野和储藏条件受到严格限制，16、17世纪的收藏家们大多只能满足于储存量有限的珍奇柜。进入近代社会后，社会性收藏逐渐成为主流，基金会、学校、企业、科研团体和各级政府，陆续进入这一领域。
【秘藏|从秘藏到共享：致力于构建平等关系的博物馆】如果说导致个人收藏的心理学原因是一种对物的激情，那么社会性收藏的价值判断更依赖于社会的历史和遗产意识。社会性收藏通常由公共资金埋单，其使用也因此带有明确的公益特征，旨在服务于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和休闲活动。
在这种情形下，博物馆性判断的依据也发生重大的变化，美丽与珍贵不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在许多场合下甚至变得无关紧要。相反，承载着社会记忆，蕴含着探索未知所需信息的物品会首先受到关注；另一方面，收藏成为社会性文化事业后，储藏条件与保护措施也相应得到强化，从而为博物馆化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与技术支持。
第三，社会普及化的需求。博物馆化的拓展还与社会教育普及化需求的大背景有关。在中世纪的欧洲，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平民接受教育并不普遍，这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识字率看出。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从贵族社会向大众社会过渡，教育逐渐从一种特权变为权利，普通人普遍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教育的普及还由于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耕社会变得迫切。在农业社会，通常是一次性学习，向师傅或父亲学习了一门手艺后便能谋生和赡养家庭。
进入工业社会后，职业流动性的增加提出了多次学习的要求。在以高科技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环境下，学习成为持续不断，甚至终其一生的事情。除了以符号化教学及正式教育外，以实物为材料、非正式教育为特征的博物馆教育变得日益重要，为此类学习而收藏物品，成为成就个人化的学习型人生，以及社会化的学习型国家建设，都成为必要。
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博物馆化拓展运动为收藏的内涵带来了明显的“去精英化”色彩。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地方意识的觉醒。随着人们对自己长期生活的土地的归属感增强，“我们”的意识的产生使得人们将眼光投向自己祖先：他们是怎样来到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状况怎样？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遇到了怎样生存障碍？如何通过智慧克服这些困难从而发展出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等等。为此，出现了以地方为研究对象的地方历史学会，以及记录描述地方历史文化的方志。
例如，在16世纪70年代的英格兰就出现了以威廉·兰巴德的《肯特郡志》（Perambulation ofKent）为标志的地方志编撰热潮，包括约翰·斯托的《伦敦城志》（TheSurveyofLondon）、托马斯·纳什的《雅茅斯城志》（TheDeionand FirstProcreationoftheTownofGreatYarmouth inNorfolk）、威廉·伯顿的《莱斯特郡志》（The DeionofLeicestershire）、威廉·达格代尔的《沃里克郡志》（TheAntiquitiesofWarwickshire）等一批地方志先后问世。兰巴德声称，自己就像矿工挖矿一样，收集挖掘有关肯特郡的材料。这不是一个纯文字的编撰工作，而是与对地方古物的收集与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17世纪初英国地方志编撰的一位具有核心影响力的人物威廉·伯顿就收集了许多反映人们生存状态的各种物品，也包括考古学的材料。他所编撰的《莱斯特郡志》成为那个时代地方志的典范。
事实上，作为英国近代地方志编撰的重要奠基者约翰·利兰（JohnLeland)也曾被任命为“国王古物研究者”。[1]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地方志的撰写逐渐增加了“自然史”（naturalhistory）的内容，包括本地区的动物、植物、矿物等。
美国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成立后，号召纽约市的公民采取果断行动以保护自己历史的目击证据，这些证据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原始记录和真实文件的帮助，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巧妙的猜测和有趣寓言而已。
为此，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有关纽约市的古代记录，早期美国绘画、民歌民谣、银器、玩具、服饰等，这些收藏品至今在纽约上西区77街向人们细诉美国及纽约的历史。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为此目的而展开的收藏，与以杰出艺术品为核心的收藏在动机及内涵方面有着重大区别。对于这些收藏物来说，重要的是它们对志书撰写所作出的贡献，其核心价值与意义是这片土地的记忆。
为探索地方历史而展开的收藏使得大量能够证明这一地区曾经发生的事件与现象，以及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平凡物品进入收藏的领域。
二是博物学和实验科学的兴起。16、17世纪是自然科学初兴的时代，传统的以思辩为特征的自然哲学开始让位给实验科学，在伽利略等人的影响下，科学家强调实证的重要性。地理大发现以后，陌生的新大陆使欧洲人的视野扩大的同时，全球范围动物、植物和矿物的采集为博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许多科学团体为了自己研究的某一领域活跃在全世界各地。
这种收集活动具有明确的科学研究动机，这与早期热衷于珍奇宝石的自然物品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它们服从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也发展起来，学者们到全球各地，尤其是那些被视作“低技术水准”的民族地区，收集为上述学科研究所需的各种物品。民俗学物品长期以来是在收藏家视野之外的，多为民间的日常用品或美术品，并没有很高的美学或经济价值。
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也提供了重要的收藏途径，虽然出土的物品也有珍宝类的，但考古学家真正关注的并非它们的艺术或经济价值，而是它们所携带的信息。
至于聚落考古，出土物品与珍宝相差甚远，基本上都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材料而被收藏的。三是工业革命后产品分类细化和代际更新速度加快。
进入近代，行业的细分化和人们对多元消费的诉求，导致了人类生产和消费的商品数量与类型出现极大的增长。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产品代际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同一类产品可能在若干年后就被新的款式取代。对于那些对某类产品情有独钟的收藏家来说，将此类产品完整系统地收罗，成为一件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事，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专题性收藏。
在某种意义上，收藏家对完整和系统性超过了对审美品质或经济价值的追求。博物馆化的拓展不仅导致了博物馆物数量与类型的大幅增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收藏的精英色彩。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增加了收藏品公共利用的可能性。
收藏文化向博物馆文化的转变使藏品褪去了秘藏的色彩，藏品不再是王公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专利和特权，而成为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
藏品的共享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受益，获得了平等的文化权利。这些向社会开放的藏品给前往参观的观众带来了对一段历史的记忆，对某一事件的纪念，对某些人物的缅怀，或对某一段消失的情感的寄托，并成为沟通过去与现在，人类与环境对话的媒介。对收藏品利用变得日益开放与包容的趋势有助于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形成。
二、博物馆文化的变迁
把上述的理论概括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所呈现的就是博物馆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博物馆文化的本质就是藏品利用的公共化。如果说收藏文化主要是为熟人社会服务的，那么博物馆文化则注定是面向陌生人的，是为社会每一位公民服务的。
从这种意义上讲，博物馆文化在其出生证上已经写下了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使命备注。换句话说，开放与包容是博物馆的本性。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博物馆这一本性的显现与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博物馆文化是在收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上面所说，收藏文化主要服务于熟人社会，这是由藏品的私人占有性质所决定的，所以从收藏文化向博物馆文化的转向只有在藏品所有权变更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只有当作为个人物品的收藏品转化为公共文化财产时，博物馆文化的特征才能显现出来。
虽然早期希腊神庙会（如著名的米诺斯神庙）偶尔会将收藏品展示给信徒们参观，或者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有一些著名的收藏家（如美蒂奇家族）有限地开放其藏品，但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属于偶发的现象，并没有制度性地传承下来。
从文献上看，私人藏品最初有条件向陌生人开放的案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英国伦敦塔的皇家军械库。在1592年已经有人通过某些手段使看守让他们进入参观威武的甲胄和刀剑。到1660年，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人们只要交纳足够的钱，就可以进库参观。真正完成私人收藏转化为公共文化财产的案例是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建立。
这是约翰·特雷德斯坎特父子（JohnTradescantc）的收藏，他们委托一位名叫埃利亚斯·阿什莫尔（E. Ashmore)的贵族管理。收藏家在遗嘱中将这些藏品连同建筑赠送给阿什莫尔，但却没有得到收藏家未亡人的允许。在一场诉讼后，藏品归属于妻子，但不得转送与买卖。这位妻子不久去世，藏品被转到阿什莫尔名下。阿什莫尔临死前将藏品捐献给牛津大学，以此藏品为主体建造了阿什莫林博物馆。大约半个世纪后，另一位大收藏家汉斯·斯隆（HansSloane）也将所有的收藏遗赠给乔治国王二世，回报是给他的继承人2万英镑。国会接受了他的礼物，1753年6月7日，国会建立大英博物馆的决议获得国王的御准。斯隆的收藏成为大英博物馆创始之初的藏品。
1845年，英国国会专门颁布实施了《不列颠博物馆法案》，对该博物馆的任务、机构、人员、经费等做了详细规定，指出博物馆不仅是为学习者和猎奇者调研和娱乐的场所，也是为普通功用和大众福利。这两次藏品所有权的转移都发生在和平捐赠基础上。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国民公会颁布法律，规定卢浮宫的藏品是属于人民的财产，卢浮宫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中央艺术博物馆。
1793年博物馆宣布向所有人和所有阶层开放。在此后的10年中，博物馆按照10天一个周期来安排参观，其中5天是专门针对艺术家和临摹者开放，2天用来藏品清洁，剩余的3天向公众开放。这是一次以革命名义通过暴力方式完成的藏品所有权转移。
拿破仑战争后，一些欧洲的王室也逐步将收藏向民众开放，从而宣布了公共博物馆时代的降临。然而，这种制度层面的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表面化的性质。收藏品究其出身流淌着王公贵族的“高贵”之血，要让它从阳春白雪的象牙塔走向平凡的日常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
所以，在公共博物馆出现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博物馆管理者仍保持了贵族的经营作风，具体表现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中，那就是，进入博物馆是一种特权，是博物馆的一种恩赐。当时要参观不列颠博物馆需要递交书面申请，由博物馆当局进行个人信任调查。在确定申请人的进入是无害的，才有可能得到门票。参观的方式是凑足15人的小组，在规定的时间由管理人员带入，在储藏物品的房间走一圈。当时，伯明翰书商霍顿还因为提问太多而受到了年轻引导员的呵责[2]。
这表明，在博物馆管理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下，藏品公共利用的平等关系仅有章程是无法保障的，博物馆要真正成为资源共享的机构，还需从更深刻的心理层面来解决。只有改变博物馆的运营理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欧洲博物馆的社会化进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这一进程受到了多方面的推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GreatExhibition）的影响。
维多利亚女王希望通过博览会展示当时工业技术的进步，并推动贸易的发展。筹备委员会向全社会发出邀请，希望大家前往参观。
然而这种热情受到了许多上流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高端的场所如果允许普通百姓进入，很可能会出现偷盗损毁的现象。但委员会并没有妥协。博览会有序进行的现实给博物馆当局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普通民众的戒备心理逐渐出现了变化。对欧洲博物馆社会化起到促进作用的还有美国博物馆的经营方式。
美国博物馆的诞生与欧洲不同，它不是在贵族私人物品的公共化中建立的，查尔斯顿博物馆（Charleston Museum）和费城的皮尔博物馆（Peale'smuseum）都不是以贵族的收藏为基础，而是立足于对本地物品的收集。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Willson Peale）还通过报纸向居民征集展品，并将捐赠者的名字公布于众。这样既省去了私人物品公共利用引起的心理不平衡，也拉近了博物馆与社区的关系，使博物馆天生就带有很强的人民性。
1892年，本杰明·艾维斯·吉尔曼(BenjaminIvesGilman)在美国博物馆开设美术讲座。1906年，他又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设立讲解员制度（Docent）。这种博物馆与社区民众的亲密关系显然触动了来访的欧洲人。
在德国，这种服务于公众社会教育的观念滋生起来，阿斯特博物馆筹建负责人冯·许堡给国王的信中就明确指出：“这里的皇家美术馆与英、法不同，它系统地包括所有各个时期的绘画，从它一开始就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艺术史。”[3]这表明博物馆的观众定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英法的展览由于主要着眼于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这些人通常熟悉艺术史与艺术流派，所以展览仅限于将作品悬挂在展墙上。阿斯特博物馆开始将关注的中心移向不熟悉艺术史的普通民众，将展品用艺术史的样式陈列，对他们理解作品具有重要的助益。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博物馆开始希望通过对普通民众的关注来推动资源的公共利用。德国人的这种先进理念在1905年德意志博物馆耸立在慕尼黑伊撒尔河畔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这座博物馆可以说是博物馆现代运动的里程碑，它的展览与传统博物馆有重大的区别，无论展品本身，还是其陈列的目的与方法，都紧紧围绕着教育的目的展开，体现出清醒与自觉的社会教育服务意识。
欧洲博物馆社会化意识成熟还表现在他们对观众的关注并不流于热情洋溢的态度，而是意识到，要让博物馆切实履行对公众的责任，还必须得到技术上的支持，包括真正了解观众想法的反馈意见收集技术，观众心理与行为的分析技术，以及根据反馈意见优化传播策略与陈列方法的技术。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年中，德国心理学家弗贺奈尔（G.T.Fechner）开始着手研究观众，进入20世纪，这种工作就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成为20世纪博物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美国，继本杰明·吉尔曼于1906年在大西洋报上发表了关于观众疲劳的文章后，这一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博物馆在实践环节中调整和优化展览的设计。
事实上，博物馆文化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发展从两个方面向博物馆提出新的要求。从个人的层面看，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使传统的学习模式不敷使用，学习不再是人生中某一阶段即可完成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同时，以高密度分工为特点的生产与研究造成了普遍的个人认识结构的狭窄化，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5年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概念。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各国在竞争的环境中意识到，国家的软实力，国民的文化与科学素养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所以，培养和提升国民文化与科学素养也就上升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在世界范围被提出来。
可见，无论是人生，还是国家，都将“学习”置于谋求发展的重要地位。面对这样的世界形势与时代呼唤，博物馆义不容辞要进一步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职责。
博物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展品的媒介化实现的。媒介化的核心是阐释，通过展品阐释，那些面对细分的学科和行业而陷入失语状态的观众因理解而获得了局部的表达能力，这无疑有助于打破原先横亘在行业与学科之间的交流壁垒，促进人们之间的平等对话。
综上所述，博物馆文化的兴起本身就是社会平等的一种体现，其本质就是收藏品的公共利用。公共博物馆时代的降临意味着，原先横亘在收藏家和陌生人之间的利用壁垒被推翻了，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博物馆利用这些资源。这种转变是通过持续的社会化运动完成的，其核心是将“进入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权”转化为“进入博物馆作为一种权利”，由此真正实现了对博物馆资源的平等利用。
进入20世纪，一种新型的平等关系开始得以构建，并且在下半叶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浪潮中变得更加清晰与稳固。为了响应这一时代的召唤，博物馆更加主动地承担了社会教育的职责，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加大了对展品阐释的力度，力图通过阐释，将博物馆物转化为人们理解历史与环境的媒介。
三、展览建设理念的变化
博物馆履行传播与教育使命的核心产品是展览及相关的活动，展览也是博物馆让观众认识自己，利用自身资源树立形象的主要窗口。
事实上，在多数普通公众眼里，展览就是博物馆。反过来说，博物馆主要是通过所推出的展览及相关服务，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响应时代的召唤。
正因为如此，展览建设的理念最集中地反映了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博物馆努力构建新型的博物馆/观众的关系，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和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精神，服务于社会公众，并通过引入吸引更广泛的公众参与的机制，使自己更深入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从上述博物馆社会化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进入20世纪，博物馆人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服务对象，曾经居高临下的恩赐者的形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友善的态度。不仅如此，博物馆人还积极引入了解观众的科学研究机制，力图将自己的服务建立在对观众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在这一背景下，观众研究广泛开展起来，成为博物馆构建博物馆/观众新型关系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博物馆学的突出亮点，既有麦克卢汉、鲁滨逊等其他学科的外部专家的加盟，也有A.马斯洛（A.Maslow）、A.米歇尔（A.Mitchell）、约翰·福尔克（John H.Falk）、琳·迪金（LynnD.Dierking）、约翰·鲍林(JohnBalling)、西雅娜·摩苏里(Theano Moussouri)、詹姆斯·比格利(JamesD.Bigley)、简·帕克(JanPacker)、贝恩德·西蒙(BerndSimon)和杰·朗兹(JayRounds)等一批业内的专业人士。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他们的研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博物馆观众行为方式、认知特点及其变化的理解。
寻找平等的关系并不能满足于良好的态度和心愿，必须得到相关技术的支持。观众是由许多不同动机与诉求的亚群构成的，如果工作过于粗疏，将观众视为铁板一块，可能会在满足一部分观众的情形下影响另一部分观众对藏品有效利用的平等权力。
这种结果也是致力于追求平等的博物馆不愿看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馆开始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以一种更加细腻的分类为基础的方法论上，这就是今天一些博物馆采用的分众化策略。
分众化的做法分别体现在制度和策略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在制度层面上，博物馆经历了“藏展混一”的一元化时代，所有希望观看藏品的人是被一种无差异化的方式接待：观众在博物馆人员的带领下到放满了藏品的库房走一圈。
阿加西斯（JeanLouis RodolpheAgassiz）的“二元配置”出现后，普通观众和专家观众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空间接待。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建立意味着根据年龄及其行为认知特点为指标进行分众。
通过这种分类接待的制度，人们可以更大程度满足自己的需求。更能体现博物馆分众意识的还是在展览建设中为更加广泛与具有效用的市场细分策略。
从目前所看到的实践，有空间分离式分众、路径分离式分众、项目分离式分众与标签分离式分众。分众化处理进一步加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体现出更加包容的心态。
同样，不同观众类型还表现在认知特征的差异上。福尔克和迪金在1992年提出了“博物馆体验”理论，指出参观经验因人而异，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及其观众群都可能出现不同的参观经验模式。传统单一的展览表达方式通常只能满足某一部分观众，却不利于另外一些观众[4]。
的确，不同亚群的观众不仅表现出参观动机的不同，也表现在认知特点的区别。有些观众适合于文字阅读，有些则更习惯于声讯，也有的敏感于演展，还有的喜欢伴随着自己的动作。博物馆学习属于场馆学习，是在特定空间中展开的。
这种特征使它具有一种独特的筐篮效应，即可以将其他各种媒体纳入自己的传播体系。这一特征使得博物馆在表达方面具有高度综合与多元的优势，并使多元表达、多重表达及多感官认知成为可能。
多元叙事与多重表达是在分众化基础上采用的更进一步市场细化的传播策略，使展览更具有某种定制式教学的色彩。“分众”的分类关注的是观众的外部特征，如年龄、参观动机、参观形式等，而多重叙事与表达则强调观众的认知特征。
根据这一策略，展览将其他各种不同的媒体和教学手段引入到自己的空间中。在这种场合下，同一故事可以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分别叙述，也可以将多种媒体集中在一起形成综合效应，同时作用于观众的不同感官，以达到具身认知的效应。
在这种展览中，观众拥有更大的选择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从而克服了缺乏针对性的弊端，并获得更综合、更接近现实生活现象的印象，提高观展效益。
为促进博物馆/观众新型关系的发展，以便更有效地激发观众的学习兴趣并提升观展效益，一些博物馆在教育内容的组织与展览设计的安排中，开始改变传统的师生模式，无论是展览的总体布局，还是说明文字的撰写，都表现出平等对话的姿态。
这种改变受到了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在观众研究的基础上，心理学家发现在传统的叙事方式中，观众会因为一种被称之为“资料定向”的心理错觉所误导，错误地将“眼睛看到了”理解为“已经知道了”，从而降低了学习的有效性。从克服这一现象出发，一些博物馆采用了“先置导标”的手段，采用发问形式，将陈述句改为疑问句。
在这种情形下，观众的观察不再是完全被动的，他的探索意识被激发出来，不由自主地从单纯的观察者变身为一个探索问题的参与者，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新信息的敏感性。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观众与博物馆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师，而是一个提出问题，并引导观众一起探索寻找答案的伙伴。在这样的过程中，观众获得了一种被平等对待的感受。
博物馆资源利用局限于场所观察也成为一种更广泛服务社会的阻碍。
为了进一步拓宽博物馆服务的辐射范围，使更多社会成员享用博物馆的资源，一些博物馆开始打破传统的局限于实物观察的利用方式的束缚，通过将展品信息的数字化，使博物馆传播得以借助于互联网搭乘现代通信技术的快速通道，为博物馆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更加广泛、便利与迅速的平台，使博物馆能够超越建筑实体，服务于更广大的人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博物馆的开放性。
虽然博物馆在姿势与态度上表现了热情与友善，但依然是以教育实施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在中国的博物馆，相关的部门被称为“宣教部”或“教育部”。
在人们的心目中，博物馆与观众的这种教师/学生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世界范围的政治民主化、新教育理念和博物馆社会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这一情形也开始发生变化。
这一变化受到了学习理论发展的影响。1952年，美国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R.Rogers）提出了“生本教学”（student-centredteaching）理论，主张营造浸润着民主、平等、激励、和谐的人文环境，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性学习。
在这种学习模式中，教师转换角色，从“知识的神坛”上走下来，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与学生平等交流和探讨，让学生的心智和心灵自由放飞。
在这种教育学新理念影响下，博物馆努力致力于博物馆/观众新型关系的构建。在机构层面上，许多博物馆开始将“宣教部”的牌子换成了“学习部”或“服务部”，这意味着博物馆的立场与视角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博物馆本体开始让位给观众本体。
由此，博物馆不再是一位施教者，而成为帮助博物馆观众更加有效学习的服务者，这一点还可以从博物馆策展人在考虑观众学习特点上，更多地采用建构主义的认知理论。在博物馆学领域，以前常见的“教育”字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更加中性的“传播”取代。
观众参与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集中反映在尼娜·西蒙（NinaSimon）的《参与式博物馆》一书中。她在书中给出了博物馆可实行的四种参与模式：
1.贡献型；
2.合作型；
3.共同创造型；
4.招待型。
这四种模式反映参与者的参与程度与主动性，从贡献型到招待型逐步攀升。贡献型只是展览中的观众留言板，招待型则由参与者从头到尾制作展览。博物馆可以比照每种模式的特色和适用条件进行自由选择[5]。
这种变化更集中地还是表现在展览建设中引入了观众参与机制，从策展的最初环节就开始吸纳观众的建议，并且一以贯之，从而使展览更大程度反映公众的愿望，并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在前置评估的环节，一些博物馆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方式，让观众代表就展览内容及其深度、展览结构等发表自己的观点。
例如，首都博物馆策展团队在策划“读城——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展览时就引入了接纳公众意见的程序。大量社会公众，包括老北京、大学生、教师和学生社团都介入了展览的策划。
美国奥克兰博物馆在策划“加州的水”展览时，在前置评估中发现，人们对当地水库非常熟悉，所以策展团队以水库为话题发展更复杂的概念，此次评估虽然没有改变展览的内容，但解释的范例却发生了变化，更切合观众的认知习惯。
在形成性评估中也有这样的情形，美国普拉特博物馆（PrateMuseum）在“被弄浊的水：漏油事件”展中，关于“生物补救”的标签在评估中发现不太成功，结果被一位参与评估的观众成功地进行了修改。公众参与机制的引入，使展览成为由博物馆人与社会观众共同策划完成的项目，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先博物馆与观众的师生型关系[6]。
2012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为北美哺乳动物展厅写标签时，首先开展前置性评估——在展厅内设置临时“问题帖子”以汇集观众问题，并据此创建标签样本放至展厅，再通过形成性评估——邀请一小组观众向展教人员进行反馈，最后据此改进样本。结果显示标签阅读量增加了150%，近两倍家庭观众完成阅读，逗留时间延长了30%[7]。
通过开展总结评估搜集观众的反馈意见相比之下具有更久远的历史，也是在博物馆中更普遍开展的工作。自上世纪初吉尔曼等人开展观众调查以来，观展效益研究可谓博物馆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肯尼斯·赫德森（KennethHudson）对此表示，如果以前可以列出从事过观众调查的博物馆名单的话，那么现在能列出的则是没有开展过观众调查的博物馆名单。这表明开展观众调查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常规性工作，同时表明，博物馆的决策，正是建立在这些调查材料分析的基础上。
这种措施，是博物馆寻求与社会公众更加平等关系的基础，并由此反映了博物馆不断显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的情怀。赫德森对这种调查的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好的博物馆基本上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实验室，在这里，检验的结果使人能以更充实的知识去开始下一次的试验。反馈要有任何价值的话，必须是连续不断的，而且，首先，它必须转变为行动，这样，观众虽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然而却在创造着他们自己的博物馆”[8]。
（编者注：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线上培训班”上的讲稿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1]陈日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绅修志”现象[J].世界历史，2017（4）.
[2]KennethHudson.ASocialHistoryOfMuseums[M].London：The MacmillanPressLtd.，1975.
[3]杰弗里·刘易斯.藏品、收藏者的博物馆：简略的世界性综览[J].博物馆研究，1990（4）：20.
[4]JohnHFalk，LynnDDierking.TheMuseumExperience Revisited[M].WalnutCreek：LeftCoastPressInc，2013.
[5]尼娜·西蒙.参与式博物馆[M].喻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6]KathleenMclean.PlanningForPeopleInMuseumExhibitions[M].WashingtonDC.AssociationofScience-TechnologyCenters，2011：75.
[7]周婧景.国际比较视野下试论中国博物馆观众研究的若干问题——基于文献分析与实证调研的三角互证[J].东南文化，2020（1）.
[8]肯尼斯·赫德森.八十年代的博物馆——世界趋势综览[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353.
作者简介：严建强，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确定2020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Museumsforequality:DiversityandInclusion）。博物馆化理论主要由捷克博物馆学家希贝尼克·斯坦斯基（ZbynkZ.Strnsky）提出。
本文来源
《中国博物馆》杂志2020年第2期
图片为后期所加，来自文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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