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卸任之际坦言:建立独立的“学术共同体”很难

2月28日 , 为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工作了24年的杜子德把一个铜制手持铃铛交给了唐卫清 , 这标志着该学会新旧秘书长工作的正式交接 。 熟悉CCF或是参加过CCF会议的人都听过这个铃铛的清脆声音 , 那是在会议开始前 , 或是到了发言限时 , 杜子德摇动的 。
规则是CCF的一大特点 , 不仅是学会治理结构、各类学术委员会以及分会的竞选、各种学术奖励都有严格的规则 , 还包括会议的举行 , 开会分秒不差 , 哪怕某位重要嘉宾还未到场 , 铃铛声也会按时响起 。 会议发言 , 规定几分钟就是几分钟 , 谁也别想超时 。
铃铛是杜子德到意大利出差 , 在旧货市场淘回来的 , 已经用了10来年 。 各类规则在CCF已经建立 , 现在他把监督规则的权力交给了新任秘书长 。
在我国的各类学术团体中 , CCF很另类 , 这种另类与杜子德密不可分 。
CCF最早挂靠中科院计算机所 , 与其他的学会、学术性协会并无二致 , 发发通知、办办刊物、收收集体会员的会费 , 工作人员大都是即将或者已经退休的官员或者家属 。 1996年9月 , 在计算机所从事科研工作的杜子德被领导派到学会工作 , 原因是他“挺能张罗事” 。
“我到CCF工作的理由也绝不是为了轻松 , 更不是出于对它的热爱 , 而是对它的不满 。 因为我到来之前 , 尽管这个机构的行政总部就设在计算所 , 但我却不能从它那里获得任何价值 , 它对我的专业发展没有丝毫的帮助 。 ”杜子德回忆说 , “如果我来运营CCF , 我能不能使得这个组织发生改变 , 给别人带来价值?”
1998年 , 在时任学会秘书长并不赞同的情况下 , 杜子德用全新的思路和规则创建了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 , 一个由青年人掌管的、全新的、各项事务均由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组织 , 关注科技前沿 , 关心社会事件 , 组织年轻科技工作者思辨、开庭讨论 , 不到两年 , 在业界就声名鹊起 。 YOCSEF是杜子德谋求变革CCF的一种尝试 , 这块试验田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
经过17年的变革 , 如今的CCF秉承3M(会员构成、会员治理及为会员服务)理念 , 现在已拥有8万多付费会员 , 而十几年前 , 这个数字是零 。 学会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治理 , 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声誉的学术社团 , 与ACM(国际计算机学会)、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这些国际学术组织交流密切 。 王选奖、夏培肃奖、杰出贡献奖等CCF确立的奖项 , 成为社会知名奖项 。 而这些奖项 , 均由奖励委员会组织专家推荐评选 , 不申请自荐、不答辩 , 也不收费 。 谁要是打招呼 , 反而会被拿掉 。 面对“微软黑屏”“微信收费”等多起事件 , CCF也及时发声 , 维护国家和公众利益 。
从CCF十几年的变革来看 , 形成一个独立的、具有共同学术标准和价值观的学术共同体 , 这样一条路是完全行得通的 。 但也有CCF资深理事指出 , 尽管CCF有这样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案例 , 但却没有被其他社团复制 , 这似乎显得不正常 , 或者说 , CCF对社会的贡献还不足够大 。
杜子德认为 , 为什么很难建立学术共同体 , 是个重要、却又很难讨论清楚的问题 。
他认为 , 学术共同体需要以社团为组织载体 , 没有社团组织就很难形成学术共同体 。 学术社团是满足个人兴趣或者提升专业能力的主要途径 , 对提升个人的创新力、创造力乃至提高国家竞争力有重要作用 。
目前的学术社团大部分挂靠政府 , 或者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或者是派出机构 , 科学家们形不成可以作出决策的学术组织 , 出现问题时 , 如果只有几个人发声 , 不但力量小 , 对个人而言风险也很大 , 形不成气候 。 另外 , 整个社会对科学的认知还不够深刻 , 科学精神常常缺失 , 许多问题上从实用主义出发 , 甚至不尊重科学 。 多方面原因导致我们很难形成学术共同体 。
这个问题对于杜子德确实是一个遗憾 。 “CCF可以改变自己 , 但还没有能力改变别人 。 就这一点而言 ,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 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 ”杜子德说 。
CCF理事长梅宏院士在新任秘书长就职仪式上提到 , 计算时代 , 如何发挥计算对社会的推动 , 让更多行业拥抱计算 , 是学会的重任 。 让更多的计算机学术和产业界的人士认同CCF的理念 , 也是新任秘书长的历史担当和责任 。
【组织|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卸任之际坦言:建立独立的“学术共同体”很难】本报北京3月1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李新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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