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视恶邻 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决( 二 )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
崇文与尚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 。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 。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 。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 。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 。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 。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 。“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 。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采访人员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 。
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像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 。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做解放者来欢迎 。西方采访人员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 。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 。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 。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 。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 。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 。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藤、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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