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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我家户口本上消失的三个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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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我家户口本上消失的三个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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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以为我只有两个姐姐 ， 直到八岁那年 ， 我的大姐告诉我其实我还有两个姐姐 ， 而他们都在出生后没多久就被送出去了 。
▌现实版“超生游击队”
这或许与我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有关 ， 他们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 ， 从小在河南的农村长大 ， 在那里 ， 生男孩传宗接代的观念非常普遍 。 在姥爷家 ， 母亲排行老五 ， 叫“领弟” ， “弟”字甚至连女字旁都没有 。 包括母亲在内 ， 姥姥生下的前五个孩子都是女儿 ， 在领弟出生之后 ， 姥爷最终如愿得到了一个儿子——我的舅舅 。
我的父亲则没有兄弟 ， 延续家族香火的希望自然落到了他的头上 。 父母结婚后 ， 从1989年到1998年 ， 母亲在十年间一共怀孕过六次 ， 其中前五胎都是女儿 ， 甚至有一个在胎儿出生之前就引产掉了 。 母亲说：“没有儿子感觉就像绝户了一样 ， 你们这个家门里就没人了 ， 在邻居面前也抬不起头 ， 和别人说话都感觉低人一等” 。
我从没有见过我的爷爷 ， 父母告诉我 ， 爷爷临终前躺在床上还一直叹气 ， 说他已经有那么多孙女了 ， 要是能有个孙子就好了 。 爷爷没能等到我的出生 ， 但他离世的时候 ， 父亲和已经怀着我的母亲专门去找“半仙”算了算 ， 给爷爷选了一块入土的地方 。 半年之后 ， 我出生了 ， 是个男孩 。 一些亲戚总是说 ， 这是因为爷爷的坟地选得好 ， 他如愿了 。
问题不单单是想生个儿子这么简单 。 1982年 ， 在我大姐出生的七年前 ， “计划生育”就被定为基本国策 ， 并在同年12月写入宪法 。 当时 ，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 而想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 ， 必须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向当地有关部门申报 ， 并要面临非常严格的审批 。 当时按照规定 ， 在河南 ， 夫妻双方必须均为农村居民 ， 并且只生育一个女孩 ， 经批准才可以再生育第二个子女 。
为了继续生育 ， 母亲必须整天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 尤其是在90年代 ， 计划生育政策正是被严格执行之时 ， 母亲如此频繁的怀孕很难不被发现 。 那段时间 ， 母亲在村子里整天提心吊胆 ， 每每听到村头有汽车驶过的动静 ， 都会慌张地挺着肚子躲进麦地里 ， 即使在半夜里也是如此 。 母亲说 ， 当时如果被发现是计划外怀孕 ， 那么就不单单是罚款的问题 ， 而且会被强制流产 ， 并直接做结扎 。
1997年 ， 母亲在怀上我的时候 ， 就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10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 ， 并在当地派出所开了准迁证 ， 把户口从老家迁出了 。 但是他们之后却并没有去登记新的户口 。 因为他们觉得 ， 这样做自己就是“黑户” ， 即使被计生办抓到 ， 只要死不承认 ， 他们就查询不到身份信息 ， 从而可以降低风险 。
那一段日子 ， 母亲整天躲在房间里不出来 ， 害怕被人发现 。 等到马上要生的时候 ， 就赶紧送到医院 。 母亲在生完我的当天就回家了 ， 没有住院 ， 因为害怕住院需要各种身份查询和信息登记 。 随后母亲又在家里藏了不到一个月 ， 因为邻居的举报 ， 她被居委会带走了几天 ， 最后家里因为超生被罚了1万块钱 。
▌“我才不是你们的女儿”
我的这四个姐姐中 ， 被留在家里的只有大姐和三姐 。 而二姐和四姐在出生后没多久就送给了别人 。 二姐送给了母亲村子里的亲戚家 ， 而四姐则被抱养到了邻省 。
二姐在懂事后没多久就被村人告知了身世 ， 知道自己还有一对亲生父母 。 但是自打我记事起 ， 每次我跟着父母去看她时 ， 她总躲着不肯见我们 ， 即使偶然被撞见了也不吭声 ， 只会坐在床沿上发呆 。
父母当然自知是亏欠二姐 ， 每次过年时都要准备一份红包或新衣服 ， 专门去到她养父母家里看望她 ， 也借此机会讨好一下二姐 。 但二姐似乎从来不领情 ， 每次接下东西就借口溜走了 。 后来家里还曾为她上高中出了一笔借读费 ， 但这也并没有引起二姐对父母态度的明显转变 。
在我印象当中 ， 二姐和父母吵过很多次架 。 二姐高考失利那次 ， 想要再复读一年 ， 希望复读的费用由父母出 ， 但是父母觉得花这么多钱在女孩儿身上毕竟不值得 ， 最终就没同意 。 那天晚上 ， 二姐生气地在电话中哭着喊道：“我才不是你们的女儿” 。
二姐结婚时 ， 父母特别希望她在回娘家时能够领着新郎来家里坐一坐 ， 并备了一份彩礼 。 但最终愿望还是落了空 ， 二姐至今仍未登过我们家的门 。
后来二姐搬到了市里租房子住 ， 她曾向父亲暗示 ， 希望房间里能装一台洗衣机和空调 。 父亲没有拒绝 ， 但是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和二姐改善关系 。 在一个晚上 ， 父亲约二姐出来吃饭 ， 在饭间向二姐表示她年龄也不小 ， 该懂事了 ， 要学着改口喊声父母 。
二姐当即拒绝 ， 她表示自己无法接受这种直接用物质“收买”的方式 ， 内心也并没有做好改口的准备 。 当晚 ， 他们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 二姐直接宣称要和父母断绝一切关系 ， 并随之把家里所有人的微信都拉了黑 。
▌“给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了”
被送出去的四姐命运却大不一样 。 生四姐的时候 ， 母亲根本不敢去医院 ， 只能估计着预产期 ， 去农村个人开的黑诊所 ， 在里面打了几针催产素 ， 孩子就生下来了 。
当得知是一个女孩后 ， 由于害怕被人发现 ， 母亲根本没有办法将她抱回家 。 只能拜托医生询问是否认识有想抱养孩子的家庭 。 医生在中间搭线 ， 找到了一户没有子女的家庭 ， 当时就直接抱走了 。
四姐的养父母最初承诺父母 ， 允许他们随时去看望女儿 ， 但其实只在第一年被允许见了一次 。 因为医生和四姐养母是远亲 ， 所以在之后每次通过医生表示想探视孩子的时候 ， 他都只是表面答应着 ， 说我去替你们把人喊过来 。 但每次却都是去给那边报信 ， 让四姐养母家里的人都出去躲一下 ， 然后回来却说没家里没人 。
四姐三岁那年 ， 父母直接去了四姐的家里 。 到了门口 ， 正好看到她在院子里玩儿 。 由于当时被直接撞见了 ， 四姐的养母什么也不顾 ， 当着四姐的面连哭带喊：“以后你们千万别来了 。 给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了 ， 别让孩子再跟你们亲了” 。
之后父母去探望的次数就很少了 ， 每次去也都是吃了闭门羹 。 等到再次见到 ， 就是四姐14岁已经上初中的时候了 。 那时她养母只允许父母站在院门外 ， 由她骑自行车带着四姐从他们眼前经过一下 。
四姐从身边经过时 ， 母亲激动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 ， 四姐也扭头答应了一声 。 但是这就是见到她的最后一面了 ， 后来我的父亲在每次回忆时 ， 都不无兴奋地说“你姐和你妈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 。
从此 ， 父母只能时不时托人打听一下四姐的消息 ， 断断续续地了解着 。 后来得知 ， 四姐的日子过得也不怎么幸福 ， 现在她离了婚 ， 在一家医院里当着护士 ， 独自拉扯着自己的女儿 。
父母对于是否要和四姐相认很犹豫 。 母亲说：“我是想认下她 。 但是怕给她生活上造成压力 ， 猛地一说怕她心里不能接受 。 另外这么长时间没联系 ， 不知道应该怎么接近 。 ”
▌一场活在寻找身份认同里的挣扎
三姐出生于1995年 。 当时二姐已经被送走 ， 父母不舍得再送走一个孩子 ， 所以在三姐出生后 ， 就把她寄养在了姥姥家里 ， 一直到5岁 。 后来又在奶奶家里待了两年 ， 直到三姐7岁那年 ， 她才被接到了父母身边 。
虽然三姐被养在身边 ， 父母却也担心被发现超生而受处罚 ， 所以就一直没给三姐落实户口 ， 三姐则一直叫父母为姑父姑母 。
其实早在1988年 ， 原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知》 ， 要求“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的法规 ， 对未办理独生子女证、没施行节育手术、超计划生育婴儿的人 ， 以及早婚、非婚生育婴儿的人 ， 应当给予批评教育直至进行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 ， 但对婴儿都应当给予落户” 。
但通知中所明确要求“计生和户籍不挂钩”的规定 ， 在各基层部门的执行过程中并非如此 。 许多地方均要求上户口必须出示计划生育相关证明 。 所以 ， 很多超生父母还是因为各种担忧而未给孩子上户口 。
这种状况就产生了“计生黑户”这一特殊人群的大量存在 。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 ， “黑户”在全国有1300万 ， 其中因超生造成的“黑户”有780万 ， 占到50.8% ， 是占比最大的一类 。 但是由于此类群体的特殊性 ， 无法有效统计 ， 所以真实的黑户人群数量可能远超这一数字 。
由于这一群体没有户口 ， 所以在上学、看病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 。 对三姐来说 ， 这还是一场在寻找“自我身份认同”中的痛苦挣扎 。 来到家里生活后 ， 身边的邻居总是调侃地问她：“你怎么和你姑姑长得这么像？”三姐每次都懂事地学着母亲教给她的答案 ， 回复说：“不都说侄女长得像姑姑吗？”
没有户口的三姐也没有办法顺利入学 ， 由于当时上学的学籍信息在不同城市并不共享 ， 所以父亲就去老家问了一户亲戚 ， 借了她女儿的名字和身份信息才上的学 ， 三姐就这样假扮着另外一个人直到初三 。
等三姐真正在户口本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 ， 已经2010年了 ， 那年她15岁 。 当年全国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 ， 有一天我和三姐一起放学回家 ， 正好碰上居委会来家里登记人口信息 。 我们姐弟俩一进门 ， 就被母亲赶到了房间中 ， 母亲匆忙对居委会工作人员解释说 ， 这是我带同学来家里玩 。
后来听到消息 ， 这次人口普查可以无条件地给政策外生育的人员落实户口 。 父亲于是赶紧准备材料 ， 除了写一封证明信外 ， 还提交了一份三姐的在校证明 ， 以及两份三姐同学签字的同学关系证明 。 就这样 ， 整个落户手续办下来了 。 根据当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 最终还是缴纳了两千元罚款 。
三姐后来说：“改口叫爸妈挺自然的 ， 没什么特别大的感受 。 之前喊姑姑的时候心里总觉得别扭 ， 为什么自己的妈妈不能叫妈妈 ， 非要叫姑姑？”
其实三姐在家里也特别辛苦 ， 在她很小的时候 ， 就开始承担家务活 ， 做饭刷锅都是她来负责 。 尤其到冬天 ， 每次她下楼倒垃圾时 ， 都要搬上来一整桶煤球 。 父母使唤不动已经快成年的大姐 ， 又对我这个儿子爱护有加 ， 于是三姐做的那些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 ， 稍微偷一下懒就会被说是好吃懒做 。
三姐学习不好 ， 初中毕业后 ， 因为没有考上县城的高中 ， 就一直在家里帮着父母打下手 ， 工资自然是没有的 ， 只能时不时地向母亲要一点钱花 。 后来她自己一个人出去打工 ， 不再向家里要钱了 ， 但生活得一直也不宽裕 。
在我印象当中 ， 姐姐们也曾抱怨过 ， 但当然是没结果的 。 可能他们也觉得无力改变这一现状 ， 又或者是“重男轻女”这一观念真的内化成了自己的生活信念 。 所以 ， 姐姐们通常都是对此保持默认 ， 甚至有时候会认为多照顾弟弟是应该的 。
当然我有时候也会恃宠而骄 。 曾经有次和大姐起争执 ， 吵到激动处竟朝着她大吼：“这是我家 ， 你不想待你就走 。 ”
可有时候 ， 看到这显而易见的偏心 ， 我的心理也非常矛盾 。 一方面 ， 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 享受着整个家庭带给我的宠爱；但另一方面 ， 却也觉得父母这样做对姐姐们有些不公平 。 但是我也很少就此说过什么 ， 我觉得自己在家中年龄最小说不上话 ， 并且也总会有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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