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的背后原因 铁路公司炒股造成巨额亏空( 五 )
但政府毕竟也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再弱势的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受人摆布 。在川路公司违规炒股的亏损问题上，坚决反对由财政去买单的，不仅是盛宣怀，而是几乎整个中央领导集体 。无论从情理法任何一个角度，如果屈服于川路公司的要挟，后果更是不可想象 。
后世人说现成话，其实，如果当时的国家机器还能做到令行禁止，特别是四川的主要官员们真正为大局考虑的话，则宣告川路国有的同时，就应该及时宣告中央禁止向农民继续收取“租股”的文件 。如此一来，民心绝难被裹挟;川路公司补偿的经济问题，也绝不会蔓延演变为一个挑战政权的政治事件 。
监管缺失致全民贪腐
问：清末国营民办贪腐成风背后，是怎样的监管缺位？
答：甲午战争时，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给天皇的战略报告中，明确说中国的问题并非只是官场腐败，而是全民腐败，作为国家一分子的国民，心灵都腐烂了 。这对中国人是十分振聋发聩的 。
这种全民腐败，生动地体现在各种体制的企业之中，国营企业如此，官督商办也如此，完全商办的民营公司也难以例外 。
而更为惊人的是，在法制化严重滞后和全民范围的信用缺失下，政府监管下的国有企业还可能在政敌们的制衡下有所约束，所谓的民营企业则完全脱离了监管，处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态 。尤其当政府为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顾忌，担心正常的政府干预也会被扣上压制和打击的大帽子，民营企业或所谓的私有化其实就成为恶棍们纵横捭阖的战场，成为远比国家资本主义更坏的和更无序的权贵资本主义 。
法制化的前提是法制精神，公司化的前提是契约精神，但在政治腐败、全民寻租的条件下，大清国的法制成为权力的遮羞布，各种公司都成为厚黑的游乐场 。保路运动看似围绕“姓公”(国有)还是“姓私”(商办)，实质上却是个各种利益集团的不择手段的“超限战”般博弈 。法制精神、契约精神乃至最为基本的Fair play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实际上是从来也没产生过 。
那些弄潮儿，如盛宣怀、徐润、胡雪岩、郑观应、唐廷枢、张謇等，个个练就一身绝技：无论哪种所有制的企业中，他们总是能够为自己捞饱捞足 。官办企业吃公家、洋行买办坑老外、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商互掐、纯商办企业中股东们死磕……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是监管有多糟糕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监管、也无法监管 。从我个人对中国近代150年改革史的粗略研究看，全民的信用重建、契约精神与法制精神的树立，都是更为根本的基础工程，也需要更为漫长艰难的建设过程 。这些不解决，和尚就一定是歪嘴的，任何经书就一定会被唱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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