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中国为何人口激增 只因雍正取消了人头税( 二 )
人头税制一旦确立 ， 客观上成为人口控制的一个负面参数 ， 对人口控制平衡未尝不是好事 。人头税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有多大？历史有一明证 。清朝初年 ， 朝廷为安抚异族国民实施一系列减税政策 ， 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 ， 永不加税”的养民政策 ， 加上雍正推行“摊丁入亩” ， 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头税 ， 并将其并入土地税 。始料未及 ， 人头税一减 ， 百年间全国人口数量激增二倍以上 ， 由一亿增至三亿 ， 这也从反面说明人头税的效用 。
此外 ， 土地面积的限制对中国来说也是对人口的限制 。恒定的国土面积肯定是这个民族生育梦想的最后边际 。但面对这一严酷事实 ， 古人一时看不清真相 ， 以为天圆地方 ， 地大物博 ， 遂产生扩张永无止境的幻觉 。以上因素综合下来 ， 明以前各项正反因素相抵 ， 中国人口仅以缓慢速度增加 ， 每千年人口变动不过在千万之间 ， 来回波动 。明以前地广人稀 ， 耕地资源尚可谓绰绰有余 ， 不毛之地大量存在 。那时 ， 人民生活空间宽松 ， 不比今天这般拥挤无奈 。
此时 ， 各省人均拥有耕地资源虽厚薄不匀 ， 但最少都在人均四亩之上 ， 多则达到几十亩 。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 ， 维持一家数口温饱 ， 应付捐税徭役大抵无虞 。各省相较之下 ， 以福建省耕地状况相对最紧迫 ， 境内多为丘陵、坡地和盐滩 ， 易于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 。闽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 ， 耕田仅占土地面积一成 。即便如此 ， 根据明初洪武年间人口普查资料 ， 福建人均拥有耕地仍在四亩左右 ， 尚能维持自给自足 ， 略感紧张 。轻度紧张的结果 ， 就是零星人群闯台湾 ， 下南洋 ， 走东洋 ， 讨生活 。
综观秦汉至明清人口趋势 ， 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价值观激励下自然增长 ， 另一方面是在税赋、医疗以及战乱、灾荒制约下暂时减少 。总的来说 ， 人口净值呈螺旋式上升 ， 进三步退两步 ， 人口压力时松时紧 ， 一切尚处于朝廷制度掌控之内 ， 还不至于动摇古典文化制度 。但是 ， 控制是相对的 ， 增长是绝对的 。不管人口总量如何波动 ， 大势总在增长 ， 长此以往 ， 总有一日它会与有限的耕地资源发生不可协调的严重冲突 ， 人满为患 。
以下三个因素 ， 决定了在古代社会制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第一 ， 在古典文化价值(譬如 ， 多子多福 ， 人丁兴旺)驱动下 ， 中国人口始终增长 ， 古代政府不能控制人口数量 ， 无法实施计划生育 。
第二 ， 古代中国儒教文化导致农业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缓慢 ， 总体水平停滞不前 ， 在传统制度框架内不可能依靠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譬如 ， “杂交育种”、化肥和机械耕作) ， 来消化人口压力 。
第三 ， 全国耕地资源是恒定数 ， 它是有限的 。适于农业耕作(即农耕文明)的区域如下：东南以太平洋(601099 ， 股吧)(601099 ， 股吧)黄海、东海和南海为界 ， 西北以15英吋降水线为界(基本上与长城沿线吻合) ， 二者之间的区域便是适宜耕作区 。向北越过长城即进入游牧文化区 ， 草原气候无法从事耕作 。
【乾隆时期中国为何人口激增 只因雍正取消了人头税】局部人满为患肇始于明朝中叶约1500年前后 。当时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亩以下 ， 剩余人口开始外流 ， 离开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 。这一趋势 ， 对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坏是致命的 ， 它宣告：一部分人已进入制度真空 ， 蒸发了 。随着人口继续增多 ， 过剩人口和游民也越来越多 ， 形势愈益紧迫 。儒教政治又苟延残喘约三百年 ， 至1800年清乾隆、嘉庆交际 ， 清算终于来临 。此时 ， 全国合计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已不足四亩底线 。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 ， 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 。低于底线 ， 人民就会大量饿死 ， 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 。至此 ， 从理论上说 ， 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已不能自给自足 ， 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无法维持 ， 结局唯有崩溃 。崩溃的过程 ， 从鸦片战争开始 ， 直到国共内战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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