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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人们口中的“诛九族”指的是哪九族？( 二 )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 ， 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 ， 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 ， 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 ，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 。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 ， 虽“万里之外 ， 朝下而夕奉行 ， 如疾雷迅风 ， 无所不披靡” 。
二、边防新政：外示羁縻 ， 内修守备
明中后期中国进入新的一轮寒冷期 ， 等温线南移 ， 明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加剧 。明廷边防破败 ， “壕浅墙卑” ， “频年寇犯如蹈坦途”(《明经世文编》卷252) ， 致使“父子夫妻不能相得 ， 膏腴之地弃而不耕 ， 屯田荒芜 ， ……而帑储竭于供亿 ， 士马罢于调遣 ， 中原亦且敝矣”(《隆庆实录》卷59) 。蒙古方面则因明“各边不许开市 ， 衣用全无” ， 又兼明边军不时纵火焚烧牧场 ， “边外野草尽烧 ， 冬春人畜难过” ， 可谓两败俱伤 。
长期以来 ， 明朝面对北方游牧民族出没无常的袭扰一筹莫展 。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焘便称“我散而守 ， 彼聚而攻 ， 虽称十万之众 ， 当锋不过三千人 ， 一营失守 ， 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 ， 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地”(《刘带川边防议》) 。论者甚至抨击构筑边墙“殆所谓运府库之财 ， 以填庐山之壑 ， 百劳而无一益”(陈建：《治安要议》卷6) 。
张居正入阁之后 ， 大力推行“外示羁縻 ， 内修守备”(《明通鉴》卷65)的边防新政 ， 北疆形势迅速改观 。
“内修守备”的重点是 ， 加强北边防务 ， 提高军事抗衡能力 。为此张居正相继起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 ， 主持兵部以及蓟镇、宣府、大同、山西、辽东边务 ， 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 ， 修筑明长城 。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 ， 内填泥土石块 ， 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 。
对于长城沿线的防守战略 ， 张居正也有一套严密的部署 。他要求“蓟人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 ， 一旦“贼众溃墙而入 ， 则亦勿遽为怆惶 。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 ， 屯扼要害 ， 令诸县邑屯落皆清野入保 ， 勿与之战 。而上谷辽左不必俟命 ， 即各出万人 ， 遣骁将从边外将诸夷老小尽歼之 。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 ， 不必卫京师 ， 径趋蓟北 ， 伏于贼所出路 。彼贼虽已入内地 ， 见我不动 ， 必不敢散抢 。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 ， 衰则必遁 ， 然后令蓟人整阵以逐之 。而宣辽两军合而蹙击 。彼既饥疲 ， 又各护其获 ， 败不相救 ， 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 ， 破之必矣 。”(《明经世文编》卷327)事实证明 ， 蓟镇敌台筑成后 ， 自居庸关至山海关“二千里声势联结” ， “精坚雄壮” 。从此“边备修饬 ， 蓟门宴然 。继之者踵其成法 ， 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传》) 。
张居正的“外示羁縻” ， 一反过往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 ， 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 ， 积极加强双方友好往来 。隆庆四年(1570年)冬 ， 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 ， 愤而出走降明 。张居正、王崇古等立即厚礼接纳 ， 并抓住时机 ， 利用鞑靼部的矛盾 ， 力促俺达改弦更张 ， 实现议和 。隆庆五年 ， 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 ， 分别授俺答属下六十五人都督、指挥等官职 。双方还议定开放十一处互市市场 ， 最终达成隆庆和议 。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 。就在达成贡市之后 ， 他仍再三强调“桑土之防 ， 戒备之虑 ， 此自吾之常事 ， 不容一日少懈者 。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威行而后可用恩也”(《明经世文编》卷328) ， 张居正之所以能实现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和平交往 ， 其中的奥秘即在于此 。
张居正“外示羁縻 ， 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取得了巨大成功 ， 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 ， 边氓无杀戮之残” ， 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瞿九恩：《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 ， 辽阔北疆“九边生齿日繁 ， 守备日固 ， 田野日辟 ， 商贾日通”(《明史·方逢时传》) 。汉蒙双方开设官办贡市、关市、马市之外 ， 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间交易也很活跃 ， 长城沿线出现了“塞上物阜民安 ， 商贾辐辏 ， 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明经世文编》卷35) 。蒙汉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消除隔阂 ， 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 。蒙古族渐习汉风 ， 如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的“忠顺夫人”三娘子生平十分钦慕中原文明 ， 竟至“每于佛前忏悔 ， 求再生当居中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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