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明清官场如何反奢靡之风( 三 )
有正能量，自然也有负能量，振刷风气的利钝迟速，便是两种能量的此消彼长 。比如唐文宗的宰臣们对皇帝带头“恭勤节俭，冀革其风”的成效，有个客观评价：“陛下节俭省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 。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 。”听话听音，距真正“绝其侈靡”还远，主要是因为亲贵外戚这个特权阶层在释放负能量 。正史记载，王涯主持制定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经文宗批准颁发后，马上引引权贵们的激烈反对 。监督法令实施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杜悰不敢得罪这些人，只好采取变通办法，先拣比较容易实施的部分推行，其他则放宽限制 。结果，“事竟不行，公议惜之”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明代：弘治元年朝廷就诏令内官不许僭穿蟒衣，其后又两度重申禁令，直到弘治十七年，皇帝仍在向阁臣抱怨，“内臣僭妄尤多” 。即如《明史》所言：“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恣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 。”所以不仅编织笼子不易，想把骄纵惯了的人关进笼子也难 。
积习难改、抗令违禁之外，还有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 。嘉庆帝倡俭反奢时，皇族中有个叫昭梿的私下写道：“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减驺从，深衣布袍……以自诩其节俭 。”并具体点出什么人什么人，都是声色自娱的底子，眼下仅仅是为了迎合“今上”才装模作样，“亦一时风气然也” 。等风头一过，故态复萌或当不免 。由此看来，怎样才能使改变风气的一时成效转为常态化、长效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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