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明清官场如何反奢靡之风( 二 )


欲求惩弊黜奢的长效,必须加强对相关制度的维护 。唐文宗说“理道所关,制度最切”,就是这个道理 。本文开篇提到的《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在强调“俭以足用,令出惟行”的同时,坦言“积习流弊,余风未革”,并指出主要原因便在于“有司不禁”,制度废弛 。鉴于违规现象普遍,而且现行舆服制度多是玄宗时期修订,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不少细则同现实脱离,文宗遂特命尚书左仆射王涯主持对这些制度重加整理 。王涯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律令格式,结合现实情况,拟成一个《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内容包括服饰、车马、导从、住房、器用等多个方面,对于官员各依品秩高低、职事繁简的不同待遇,皆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 。大和六年十月七日,该《制度条件》经唐文宗诏准生效 。翌年八月唐文宗又诏令“百官士族”必须遵守这个制度,“如有固违,重加黜责” 。
反对奢靡之风,重在提倡勤政实政
反对奢靡之风,加强制度维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消费的抑制 。关于这一点,唐文宗在批准王涯所奏《制度条件》的诏书中讲得很到位:这些制度的目的,在于借“务从俭朴”以清除“颓风” 。所谓“颓风”,特指因奢侈而导致的颓败的官风政风 。从史料记载看,汉唐明清振刷风气的历史样本,都毫无例外地把抑奢倡俭的成效,落脚到惩革虚饰怠惰、提倡勤政实政上 。
汉代昭宣之治的实政特色,史家已有“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津津称道 。本始三四年间,各郡国连遭旱灾,中央除了免除受灾地区租税劳役,并及时遣使对贫困户赈济外,还对乐府等吃财政的文艺单位实行裁员,“使归就农业” 。宣帝还有个特点,不为虚假套话蒙蔽,也不为谀谄媚言迷惑 。听取地方官员汇报,“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 。有个益州刺史王襄,找人创作了《中和》《乐职》《宣布》三部曲,热忱歌颂宣帝开创“天下和平,四夷宾服”新时代,因而“屡蒙应瑞”的“盛德”,组织青少年合唱团进京演唱 。宣帝摇头说:“吾何足以当之哉!”下令将合唱团退回益州 。这种不尚空谈、勉干务实的思想作风,对官场正能量的释放很起作用,“汉世良吏,于是为盛”,涌现出许多被誉为“循吏”的实干家,“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 。
唐文宗和汉宣帝一样以勤政务实著称,即位后严格遵守按时主持朝会的制度,每次都很晚才退朝 。曾经与宰相郑覃、李石一起协商如何整治各部门工作拖拉效率低下,李石认为这都是官吏生活安逸、无所事事造成的结果,郑覃也说“三十年已来,多不务实”,建议“丕变风俗,当考实效” 。由是决定“振举法度”,包括加强任职考核、重视施政实效、严肃风纪监察等一系列措施 。尚书左丞韦弘景纠举吏部授官不公,吏部尚书、侍郎俱受处分,有六十七人被取消任官资格 。将作监王堪因太庙修缮懈怠废职,拖成一年多的烂尾工程,被扣罚俸禄,免去职务 。还有翰林学士薛廷老因“终日酣醉”被罢职,桂管观察使裴弘泰因赴任迟滞被降职 。
在明代,弘治帝也许是太祖、世祖之后最为勤政的君主,几乎每天主持朝会,因早朝时间太短,再开午朝,此外还通过日讲、经筵、召对等增加咨访议政时间 。为扭转官场中拖沓怠惰的风气,最高当局给六部、都察院等中央部门处理政务的时间规定了程限:“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复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 。事干他司,须行查者,无过十日 。”又向地方官发布书面指示:“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 。”当时对官员的政绩考察,都一再强调“务得实迹,不可偏听枉人”——官员的进用斥退,全看你怎么做,而不是听你怎么说 。备受史家称道的“弘治新政”,正是靠这种勤政务实之风造就的 。
扭转奢靡之风中的正能量和负能量
无论除奢返俭还是惩虚崇实,凡振刷风气,都不能缺少庙堂高层欲正他人先正自身的表率作用 。唐文宗不仅本人衣食俭朴,厉行节俭,还要求皇亲国戚和上层官员“皆务俭薄,率先兆人” 。其女儿延安公主只因所穿衣裙宽大费料,即以“衣服逾制”遭到面斥,按照各人管好太太子女的原则,连累驸马窦澣被扣两月俸钱 。明代陈洪谟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孝宗励精图治,认为弘治时期宜称“治世” 。在他所写的《治世余闻》中提到,弘治皇帝勤政,带动了凡有资格参加朝会的大小官员,都积极赴会 。机关里谈话,说起早朝话题,有应答不上的,就会被视为懒货,“人自愧悔,蓋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 。先后辅弼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大臣,亦多为气正风清的楷模 。以王恕为例,据熟悉他的官员说,有一次王恕的儿子从故乡三原来北京探亲,“只如贫士,止骑一骡而已”;王恕把闺女嫁给一个姓宋的国子监学生时,只从市井雇了一乘双人小轿,国家给父亲的待遇,闺女没沾上一点光;王恕太太拿二两银子托云南的官员买颗宝石给女儿做首饰,再三叮咛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 。从讲述者充满敬佩的口吻看,可知王恕传递给朝士们的多是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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